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

〔摘要〕西柏坡时期是中共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过渡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奠基期。由此，中共的外交由政党外交逐渐自发和自觉地转变为国家外交。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正确地估计了国际局势，确定了与苏联结盟的外交战略，并逐渐形成相应的外交原则与外交政策；同时在外交人员和机构方面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西柏坡时期的中共外交，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

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进入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办公，1949年3月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往往被称为西柏坡时期。这是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也是新中国政权酝酿建立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作为一个党派的对外交往逐渐开始转变为国家的正式外交活动。在外交战略层面，开始由强调“中间地带”到“一边倒”向苏联。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共在西柏坡时期的外交活动关注较多的是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访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学者们主要了讨论了中共外交事务中对苏和对美政策逐步确立的过程（从1995年俄罗斯远东所刊物《远东问题》刊载安德列?麦弗季耶维奇?列多夫斯基的文章《米高扬访华的秘密使命(1949年1—2月)》Ледовский.А.，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2、3.（《远东问题》1995年第2、3期）以来，由于俄罗斯档案的解密，中俄学者对这一事件多有探讨，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问华的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在此之后，又陆续有些俄罗斯档案面世。2009年，沈志华利用最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写作了两篇论文《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和《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对米高扬访华的来龙去脉以及中苏同盟建立的步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沈志华认为，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斯大林了解到中共的意向，双方明确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6月至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毛泽东知道了苏共的态度，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毛泽东不再考虑与美国接触，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另外，中共在东北的外交工作也受到关注（主要包括中共东北局同苏联的关系，以及中美关系，主要成果如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试从宏观角度，讨论西柏坡时期的中共外交政策与外交工作对于新中国外交的意义。

一、从“中间地带”到“一边倒”：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确立

由于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天然相似性，因此如何处理对苏关系一直是中共外交活动的重中之重。

战后初期，苏联希望继续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在远东问题上，斯大林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两点：即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了西方大国的认可并通过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保证，而斯大林的回报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关于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有鉴于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

1946年8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3页。）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中共在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争取独立自主对内对外政策的理论根据。它首先强调世界上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正因为有对立的两大阵营，才会有“中间地带”的存在。在这里，毛泽东把中国归入了美苏两大阵营中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有学者认为，“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是毛泽东首次在思想上突破了大国体系的束缚，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美战略，并依此来处理对苏关系。（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2—443页。）而在笔者看来，这显然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苏联不便直接支持中国革命所采取的策略之举。（二战后苏联的对华政策主要是落实《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各项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支持它统一全中国，不干涉中国内政。）

如果说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中共在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争取独立自主的对内对外政策的理论根据，那么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共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47年6月，在美国方面提出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方面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苏联对外战略改变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以及苏联对此的反应大大加速了双方集团形成的进程，欧洲终于出现了两个相互隔绝和平行的经济市场和根本对立的政治集团，美苏冷战全面展开。

在中国国内，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与美国订立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围绕该条约，国民政府还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和秘密协定，保障美国在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排他性地位。《中美商约》是为美国资本全面占领中国，压倒中国民族工商业，最终变全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商约》表明其先于中共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把自己完全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彻底实行反苏反共的内外政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9页。）他还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压迫，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0页。）中共领导人把自身的革命归为社会主义阵营，其用意已经十分明显。

1948年4月，中共中央进入西柏坡之后，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转入全面反攻，夺取全国的胜利已然在望。中共领导人开始勾画新中国蓝图，通盘考虑建立新的人民政权的问题。11月1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其中指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9页。）因为中国革命完成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建设的任务，而经济建设对于中共领导人是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新中国的建设，迫切需要国际的援助。由于在国内战争中，中共早就将“美蒋”划为一体，中共领导人并不对美国援助新中国抱有希望。（对于这一点，学术界是有很多争论的。美国学者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就形成了一种“失去的机会”论，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美关系是存在着正常化的机会的。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与美国交往的历史因素，以及苏联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新中国前夕，并不存在这样的机会。）出于意识形态的天然亲近感，他们自然希望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得到苏联的援助。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时说，中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而“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但事实上，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的援助并不是那么有信心。苏联对中国革命与中共政权的态度仍然是中共十分担心的问题。鉴于解放战争前期苏联对华政策的不断反复和变化（有关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可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共担心苏联能否明确地支持胜利后的人民政权，也就是说，苏联能接受与中国的结盟，能将中国接纳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