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3】
——西柏坡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与外交工作述论
二、新中国初期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在西柏坡时期逐渐形成
随着“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逐步形成，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也在西柏坡最终被敲定，那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所谓“另起炉灶”，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5页。即要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重新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是毛泽东在1949年初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时候正式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里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10—911页。）这里说的别的客人，无疑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时期中共已经明确了外交的国家性质，1949年1月1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的讲话，“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7页。）表明中共在即将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国家政权前夕，已经开始从国家交往的意义上来构思新中国的对外关系。
第一，中共旗帜鲜明地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外国政府间的外交关系，坚决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中共首先明确认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页。）也就是说，要首先清理旧有的外交关系，再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国民党政府同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主要对象。这一原则主要内容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不继承国民政府对美英等国的外交义务，在一定条件下，愿意重新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第二，中共强调中国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条件都是平等，中国不急于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是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上确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米高扬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事宜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月31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7—16.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2，c. 37—43.）中共认为，新中国并不急于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页。）1949年2月1日，周恩来同米高扬的会谈中，提出关于外国承认新中国政权的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中共争取主要的外国大国立即承认新政府，这种情况下希望苏联第一个承认新政府；第二方案是“不急于争取立即承认新政府，如果外国政府声明愿意承认，我们不反对，也不表示同意。这样的战略我们准备持续一年半载，以后再争取他们承认”。周恩来认为第二方案的好处是：新政府可以腾出手来扼制一切在中国的外国东西，不必顾及他们如何反对新政府限制权利、追究外国公民和外国政府等的一切活动。（米高扬关于对外政策原则与周恩来等人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1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17—2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43—48.）
第三，奉行独立的外交原则。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特别强调指出了中共对外政策的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奉行独立政策。” （米高扬关于对外政策原则与周恩来等人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1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17—2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43—48.）在西柏坡时期，中共的外交政策依稀已经有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子。奉行平等、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仅限于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对于中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也是适用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虽然明确要求区别对待同两大阵营国家的关系，但是又指出：“因人民国家，现在和它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它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5页。）。这体现了中共外交方针的一致性。另外，对于中苏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中共也试图进行清理。毛泽东在1949年2月3日同米高扬的会谈中，试探性地提出：“有一个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声明，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件伟大的事业。”（米高扬关于中苏合作等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4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54—6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66—72.）虽然他当即表示这个妇女“不懂政治”，但他的这一提法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重视。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米高扬告诉中共领导人：关于苏中条约问题，苏共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从旅顺撤出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军合适的话，苏联准备实行；关于中国满洲铁路条约，苏共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不过苏共也认为这个条约平等的原则没有完全体现，因此，苏共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像亲兄弟一样，与中国同志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米高扬关于政策方面的迫切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6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78—88.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2，c.81—87.）苏共的这种表态，让中共领导人惊喜不已。中共由此更加坚定了与苏结盟的政策，而西柏坡时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同苏联签订新约，完全确立中苏同盟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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