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研究的布局和样式问题

〔摘要〕党史研究的布局和样式，分别是对党史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作出的宏观界定和整体谋划。党史研究布局从时间上表现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从空间上表现为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党史研究的样式主要包括专题研究，人物研究，实录、口述史研究，大事记、编年史、专门史研究，通史和基本著作的综合研究等多个种类。只有合理确定布局和样式，才能使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建设在稳中求进中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学术研究的总体布局一般是指研究内容在时空两个维度的展开，实现样式一般是指研究布局的表现形式。党史研究的总体布局，是对党史研究内容应从哪些方向、哪些领域、哪些角度展开作出的宏观界定和整体谋划；党史研究的实现样式，则是对党史研究成果表现形式作出的具体设计或实际选择。从党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和党史研究的现状看，研究布局和样式主要应根据资政育人的需要，着眼于提高党史研究工作科学化水平来谋划、来安排、来展开。

一、充分认识科学谋划党史研究布局和样式的重要性

任何一门学科的生长和发展，都必须以科学合理的布局规划为必要条件，党史研究更是如此。由于党史学科形成的时间不长，与其他学科相比，在研究内容和成果样式的整体规划及基本定型上都还有一定差距。而能否科学谋划党史研究的布局和样式，涉及到学科定位、研究方向设置、成果种类分布等一系列影响研究深化和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对于党史研究的布局和样式问题，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一）解决好研究布局和样式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要求

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化、类型化的结果。所谓体系化，是相近的知识按照内在联系和一定次序形成系列的过程；所谓类型化，则是为表现某一类知识共同特点而选择样式、方法和载体的过程。无论是体系化还是类型化，都要通过对知识和学问的谋划布局来实现。因而，发掘某一类知识的内在联系，寻求其合适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构成了某一学科发展的根本要义。人文社会科学是反映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体系化、类型化知识，在学科布局和样式上有着更高的要求。以历史学为例，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矛盾运动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布局和样式十分丰富。就布局而言，大体包括理论部分、主体部分及史学辅助学科和史学分支学科等部分。其理论部分，又主要包括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等。其主体部分，又有着多样的布局，比如，从人类历史进程的断代序列上，可以分为史前史、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等；从研究的具体内容上，可以分为世界史、地区史、民族或国别史、专门史，以及历史地理和考古等；在研究成果的样式上，可以分为叙事体、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等。党史学科要在日趋激烈的学术竞争中立足，实现本学科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遵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谋划党史研究的总体布局和实现样式问题。

（二）科学谋划研究布局是开展党史研究的必要前提

在党史研究中，理论指导主要解决的是根本方向问题，理论借鉴主要解决的是方法拓展问题，而布局和样式主要解决的是战略谋划、战略部署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容是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即事物的各种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决定的事物的特征、成分、运动过程、发展趋势等的总和。科学谋划研究布局，某种程度上是对党史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的“顶层设计”，即着眼于党史学科发展的整体性和长远性，统筹兼顾、合理布局，使研究者搞清楚党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重点在哪里？显然，这是开展研究的必要前提。就整个党史学科而言，只有科学谋划研究布局，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发挥优势领域研究实力，补充薄弱领域研究能力，挖掘前沿领域研究潜力，并且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不断调整和充实学科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党史学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党史研究部门而言，只有站在党的事业发展的高度，准确把握时代要求、大局需要和群众期盼，从宏观上全局上部署研究方向、匹配研究力量、突出研究重点，才能充分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真正做到“党有所需，‘史’有所为”；就党史研究者而言，只有对党史研究布局了然于胸，找准研究方向，寻求学术创新突破口，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才能避免事倍功半的劳动和无效劳动，在服务大局中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进步。

（三）合理确定样式是开展党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形式是内容的反映，是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和表现方式。能否将研究内容充分、系统地反映出来，关键取决于确定怎样的样式。而确定什么样的样式，实质上是研究者主体意识如何正确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一方面，特定的研究内容需要特定的表现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能动地影响着内容的反映。党史研究内容是宽领域、多层次的，每一领域、每一层次上的研究，都需要通过相应的最为适合的样式表现出来。对于一部党史研究作品，是采用编年史的样式，还是采用专门史的样式，抑或是采用其他什么样式，主要取决于对研究内容充分而正确的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特定的读者喜欢特定的样式。读者对象是多元的，这就决定了表现形式也应当是多样的。这是因为，不同的作品形式能产生不同的学术和社会效应。因此，当某一研究内容可以用多种样式表现时，我们就应从中选择一种大多数读者最为欢迎的表现样式。只有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生产出多种多样的研究作品，才能满足不同群体对党史研究成果的不同需求，才能使党史研究真正产生最佳效益。实际上，史学作品的实现样式（史书体例）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向来被视为历史编撰之“国法”，对历史研究而言，体裁和体例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般不可或缺。正因为如此，史书编撰样式的多姿多样，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屹立于世界学林的重要依据。中国近代历史学家梁启超就曾自豪地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曾经说：中国历史作品和历史学家“层出不穷，持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我们谋划党史研究，就要把中国古代史学的这种重视史学表述形式的传统继承下来，发扬下去，形成党史研究作品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喜人局面，使党史研究成为一门“发达”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