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及其时代意义【3】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历史印证

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邓小平成功领导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和进程又成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印证。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党认识到：“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改革首先从农村取得突破，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历史印证。农村改革的起因就在于人民公社那条道路实际上走不下去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长期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其间，50年代中晚期至60年代初，部分地方就已经出现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包产到户，但都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加以严厉批判，成为政治上的禁区而被压制下去。长期实行人民公社集体化的结果是，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业停滞不前国民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事实说明，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物质利益、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民主权利。这一精神很快激发起农民被压抑已久的改革热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创造。这一创造在安徽小岗等贫困地区首先取得突破、取得成效，在得到邓小平等支持后，渐渐扩及全国。改革的主要做法是，按照农民的意愿把人民公社的生产管理体制改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集体经济内部，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使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从而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改革逐步突破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结构、统购统销制度和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构筑了适应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体制框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农村改革取得成功意义重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01页。）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加了信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16页。）农村改革“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9页。）。

如果说农村改革主要是由内因引起，由基层干部和农民创造，它的成功，成为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印证。那么，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动的结果，它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再次成为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印证。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20年左右时间内，中国逐步陷入对外封闭的状态，长期对外封闭的结果是中国的发展滞后，不仅没有赶上发达国家，甚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有了很大的差距，这给中国以巨大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深切地认识到闭关自守只会阻碍和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深入研究了东亚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经验，希望通过对外开放，把中国国情的弱点（底子薄，人口多）变成中国的优点，即大力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发展面向出口的加工制造业，依靠对外贸易的扩大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恰在此时，不少发达国家甚至亚洲“四小龙”出现了产能过剩带来的滞胀，大量资本和技术闲置，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投资场所。中国正面临着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外贸的宝贵机遇。邓小平敏锐地把握这一国际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沿海广东等一些地方和一些对外贸易部门也开始酝酿怎样扩大对外贸易和发展对外合作的事宜。在邓小平等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中国毅然决然地打开了大门。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采取了以下三方面举措：一是试点兴办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的特殊出口型区域（经济特区等），并从特区向沿海、从沿海向内地推进；二是开始探索对外贸易方式的创新（加工装配等“三来一补”业务）；三是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贸计划体制，调动各方面发展外贸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税收低、劳务费用低、场地使用费低和市场大的“三低一大”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在此过程中，各地也各显神通，例如：深圳特区，依靠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中央的大力扶持和全国的支援，形成综合优势，创造“深圳速度”；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与香港方言相通、经济久有往来、劳务和土地费用较低的优势，从承接香港转口贸易的加工装配业务中逐步形成“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关系，实现经济迅速发展；江苏苏南地区，利用乡镇工业基础好、靠近上海的优势，与外资和外国技术紧密结合，大搞企业技术改造，使之升级换代，大幅度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尽管各地区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有个共同点，即都从自身的条件出发，充分释放人口红利的功能等来谋求本地的发展。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中迅速崛起，并以物美价廉的优势逐步占领世界主要市场。

事实说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经过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党对这条道路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的条件逐渐成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