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及其时代意义

作者:张神根    发布时间:2014-06-03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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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充分揭示其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入阐明在新世纪、新起点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时代意义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在现阶段,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都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逐步创立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及其时代意义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联系历史和现实再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状态下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尽快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苏联率先实施赶超战略并取得辉煌成就、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自然就成为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榜样。

苏联在30年代后期判断本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上便存在着超越历史阶段的隐患。战后不久又出现了东西方严重对峙的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针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由苏联主导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建立起一系列国际性组织,形成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还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强调世界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的、对立的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经济互助的基础上共同发展。除此之外,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冷战的压力,又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困境、受苏联迅速崛起的鼓舞,都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充满了信心。

中国也毫不例外地加入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潮。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希望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还较肤浅,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还很不够,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普遍估计不足。会议宣言作出了“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的结论,强调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参见《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据此,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赶超目标。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时间内在工农业最重要产品的产量、某几项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也在会上提出中国在15年后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一时间,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强大动力。不可否认,在这些目标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时间里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战后近30年的快速发展,苏联不断缩小与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1950年时,苏联的国民收入只为美国的31%,工业产值不到美国的30%,而到1982年已分别上升为美国的67%和80%,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发展也很迅速,从1949年到198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9.4%,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是13.2%(参见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1页。)。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大量建设人才,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快速,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潜藏着许多严重问题。为了实施赶超战略,苏联、东欧国家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并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模式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通过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但也孕育着一系列矛盾,主要是:经济结构上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表现为粗放型增长,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往往同市场脱节。这些矛盾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较差,经济效益不高,人民生活改善较慢。同时,民主法制不健全,文化相对落后。更主要的是,本来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高速发展,却助长了一种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忽视国情,忽视客观规律,固守传统模式,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在50年代就已经有所暴露,但被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所掩盖。进入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优势已经不在。苏联经济增长率从1978年的4.8%下降到1982年的2.6%,已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基本拉平。(参见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至此,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充分暴露,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呼唤。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也实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1953年至1973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个“黄金时代”,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5.54%,既高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9年至1938年)的2.3%,也高于一次世界大战以前50年(1863年至1913年)第一个“黄金时代”的3%(参见郑必坚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77页。)。即使在1973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慢。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虽仍然存在,但由于它们的自我调整,破坏程度在减弱,危机间隔的时间延长,经济高涨阶段时间也在延长。随着经济实现较快发展,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相对稳定发展,构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严峻挑战。客观事实迫使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深刻反思,重新开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

与上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相关联,中国从50年代后期延续了20年的“左”倾错误,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进一步陷入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坏,总体上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着丰富治国理政经验和宽广世界眼光的邓小平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重新走上中央领导岗位,领导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探索。

历史的曲折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冷战压力,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制定和实施了赶超战略并没有错,关键是必须始终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所谓“自己的实际”,就是各国的具体国情。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普遍落后,但落后的具体状况也各有不同。因此,在制定本国发展战略时必须清醒认识本国国情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