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军运动的回顾【2】

（一）

　　1946年7月，面对得到美国装备和支持的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毛主席指出：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②。

　　②《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87、288页。

　　无疑，这个指示当中也包括了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要求。其中心，就是要认真恢复和提高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政治工作的负责精神，坚持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的政治工作报告③阐明的方针，深入实际，发扬民主，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切为着夺取战争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积极开展有效的政治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

　　③即1944年4月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提出的政治工作报告。

　　到1946年10月，战争打了3个月，我军歼敌25个旅。毛主席指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25个旅。这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④。他明确要求，“今后各区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⑤。这时，各区经过连续作战的部队，在政治工作上已经有了许多新鲜创造，党中央立即通过自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从9月到12月接连加以报道，并发表社论、专论加以肯定和赞扬，以先进典型和正面经验，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工作的蓬勃发展。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9—121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

　　具体说来，得到推广和普及的是以下三项。

　　先是9月10日的社论《好好进行俘虏工作》，称赞“许多地方进行的‘反内战诉苦大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对教育被俘人员的4/5即10万蒋军士兵转到人民方面成为“解放战士”，起了重要作用。社论还指出：“组织这种诉苦运动，是一件重大的实际的教育工作，军队与地方应该协力进行，使其发挥最大的效果。另一教育工作，就是根据这种极其生动具体的材料，做出总结，向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指出他们受困难的总的原因和中国人民今后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为独立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为反对卖国、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奋斗到底。”在此期间，许多部队也采用“诉苦”方法进行思想工作和战前动员，用以纯洁部队，巩固部队，密切军民关系，等等。

　　接着11月发表短评《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称赞华中野战军一师二团搞的“为人民立功运动”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号召全解放区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竞赛，普遍开展杀敌立功运动。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作过精辟论述的朱总司令说：“过去我们认为，共产党打仗，红军打仗，都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必要表功呢？最近开展了立功运动，的的确确有很大的好处。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会打胜仗。”立功运动在全军很快开展起来，一些领导机关立即制订了评功、记功、报功制度，有的颁布了立功条例，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后方广大军民的士气，促进了团结，使我军源远流长的英模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还有个以团结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王克勤运动”，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王克勤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队的一个班长，解放战士的榜样，“一级杀敌英雄”，共产党员。他当班长时，组织思想互助、生活互助、军事技术互助，使他们班成为“三大互助模范班”，也是野战军首长提倡的“战斗与训练、勇敢与技术结合”的一面旗帜。12月的《解放日报》详细报道他的事迹后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号召部队都要按照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通过这种运动“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和瓦解敌军”。正是在这种运动中，各野战军都涌现出了自己的爱兵、带兵模范和团结互助模范，使毛主席在延安倡导的“尊干爱兵”传统在全军得到发扬光大，带动广大基层单位真正成为能打能走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斗集体。

　　与此同时，军委总政治部还按中央指示，电函各军区各纵队首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要带领部属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掌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炮兵中“展开赵章成运动”①，大量培养神炮手、各种模范射击手和技术骨干；继续改进政治教育，“以诉苦大会方式，启发全体战士，自己教育自己，提高阶级觉悟”，为了农民阶级获得土地而英勇奋战；政治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采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生动活泼的工作方法，紧紧依靠党支部，以民主方式选英模，大胆提拔新干部，经常注意拥政爱民教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完成再歼敌25个旅的任务，迫敌停止战略进攻而转为防御，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①赵章成同志系我军迫击炮专家，他专心致力研究迫击炮，能使迫击炮抵近射击，百发百中。

　　党中央、毛主席所以这样大力普及来自部队的新鲜经验，直接对高级将领电函政治工作要求，是因为这些新鲜经验显示了指战员的高昂士气和觉悟水平，领导的责任就在于要更多地在群众中发现并扶植这类新生事物，促进部队战斗力的巩固与提高。这既是最有效地进行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也为大规模展开整军创造了良好的群众条件。

　　在此期间，党中央还有一个重要的部署，是指示部队恢复各级党的委员会。总政先是审查了“关于党的团委会（即团党委）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1946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报上来的。经过审查，认为很好，党中央立即颁发全军试行。接着，总政着手草拟军队中党委员会条例初稿，并向一些中央委员和部队首长征求意见。先是贺龙、罗荣桓同志，稍晚一点还有罗瑞卿同志等都予以肯定，并提出了修订意见。到1947年2月，党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给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复示》，并转发了晋冀鲁豫军区有关实施党委制的经验和文件。自此，1932年以后被取消了的党委制很快在各部队恢复起来，取代了当时军分区以上的军政委员会和党务委员会。党委制的建立、健全，大大加强了党对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保证了部队思想上组织上更加团结一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搞得更加生机勃勃，部队的民主生活空前活跃。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而且在军事方面出现的诸如战前的“诸葛亮会”，战后的评指挥、评战术、评技术的军事民主，也普遍有了发展，这就为整军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组织上有了完善的准备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