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的打击走私工作

    　20世纪80年代，我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分管反走私工作，相继兼任国务院打击走私临时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从事打击走私的日常工作。近年来，不断有同志建议我讲讲这一段历史，认为这对党史、国史的研究具有史料价值。现主要根据记忆，同时结合手头上的一些材料，对这一段时间全国打击走私的情况做一简要回顾。

　　　全国性打击走私工作的缘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有了很大发展，形势很好。但是，由于经济立法和管理工作跟不上，走私活动泛滥起来，海上走私猖獗，沿海一些市镇甚至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1980年，据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四省市14个海关的统计，查获的走私案件就有2.5万多起，私货总值达4145万多元，其中沿海查获的案件3662起，占总案件的14％，私货价值2819万多元，占总值的比例高达68％。晋江一带走私最为严重，厦门海关1980年冬季两个月内就查获海上走私案19起，私货总值达821万元。

　　14个海关在沿海共查获手表22万多只、麝香200斤。据不完全统计，仅福州、厦门、黄埔、汕尾、大铲等5个海关（分关）共查获手表11.6万多只（约占手表总数的50％），收录两用机5000多台，电视机800多台，布料13万多码，以及大批的洋杂物品等，总值约1200万元。已流入市场的私货远远超出这一数字。福州、厦门、杭州等7个海关统计，共查获沿海正在走私出境的银元12.7万多枚；上海、厦门海关共查获走私出口黄金30多斤。

　　统计数字表明，当时走私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价值之高，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的。香港、澳门专营走私船只，当时据说有上千条之多，明目张胆地在海上与我渔船交换私货；也有一些台湾人以渔船为掩护专营走私。沿海一些集镇，出现公开倒卖私货的现象。有些机关、部队的个别人，也参加购私、贩私。有的沿海地区，已出现弃渔走私、弃农走私、弃工走私的现象，甚至发展到武装保护走私，带武器到海上抢劫的地步。这些走私活动，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扰乱了国内市场，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

　　海关是缉私工作的主管部门，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我们加大了对走私活动，特别是海上走私活动的查缉力度。但是，光靠海关一家来打击走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引起各部门、各地方的普遍重视和配合，这就要中央出面做工作。为此，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希望能引起中央的关注。

　　1980年底，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到广东视察工作。他一下火车，就有小商贩向他推销走私手表。他大为吃惊，走私怎么能这么快就泛滥开来？为此，他批评了广东省的领导同志，并向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我们趁热打铁，拍摄了有关走私形势的录像带，给中央领导同志观看。由此，反走私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1981年初，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这个指示是1980年底由薛暮桥主持起草的，因为涉及到反走私，我也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工作。该指示明确规定“一切船只，包括渔船在内，逃避海关管理，非法买卖物品，按走私处理”，强调“要加强对走私活动，特别是海上走私的查缉”，“公安部门和海防、边防部队应协助海关查辑走私活动”，“沿海、沿边各省、市，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广西、云南等省，要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整顿，坚决取缔黑市交易，刹住走私、投机倒把这股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