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2】

“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1960年春在广州通读《毛选》第四卷稿子时,特别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阅读旧著,回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气,快意迭见。同年5月22日,他在杭州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时,作了如下解释:“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此后,他还进一步说到,“《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⑤。当年的决策玄机,战争的推进波澜,历史的本来模样,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献之中。

不光是《毛选》第四卷,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1965年1月23日听取余秋里等人汇报工作,说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同外宾讲:“《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⑥虽是谦虚之辞,视旧著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一向持敬畏之心。1967年7月,有人提出将9月9日定为建军节,毛泽东果断表示: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8月1日,秋收起义是9月9日,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建军节是1933年中央苏区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

与此同理,对待过去的著述,尊重原文史实是一种必须的态度。1960年编辑《毛选》第四卷时,正值庐山会议不久,有人请示是否出现彭德怀的名字和相关战役事件,毛泽东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毛选》中提到的一些人被打倒了,几次有人提出,新印发和翻译的《毛选》,宜修改一些人名和事件的注释,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至少去掉某些人名后面的“同志”二字,毛泽东都明确拒绝,理由就是,“这些都是历史嘛”,“还是照原来的印,还是原来的版本”。还说:“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⑦

旧著虽是“历史事实的记录”,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毛泽东1951年着手编辑《毛选》时,为集中精力,专门到石家庄住了两个月突击,原因就是“《毛选》现在中国需要”。60年代以后,他的看法似有变化,屡屡用“历史资料”来淡化其著述的现实作用,还说今天阅读只能“参考参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主要是毛泽东觉得,现实任务已发生重大变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已搞了十来年时间,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理论著述。1964年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二版,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古董”的分量既已摆在那里,要紧的是写出“新东西”,这是典型的政治理论家与时俱进的心态。

“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

编辑《毛选》,毛泽东所取原则是精益求精。为避免带来不必要的现实困扰,他舍弃了一些个性鲜明、情感色彩过多的文章。写于1941年9月前后,5万多字的《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便属此类。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这9个文件比较集中体现了王明、博古等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及其政策。毛泽东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读这9个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看得出,他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似乎要把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遭受打击憋在胸中的郁闷来一个大宣泄。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当时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

这里不妨引几段《毛泽东文集》选录该文时,已经公开的文句:“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老爷们的工作“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文中还说:“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点普通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

这些文句,理论性较强,在整篇文章中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做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被永远地搁置起来了。

不知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这篇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看,还说:“请提意见,准备修改。阅后退毛。”1965年1月2日,又批给谢富治、李井泉、陶铸阅看,仍说:“请提意见,以便修改”,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既然并没有确定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准备花工夫重新修改呢?想来,在毛泽东心目中,此文未必纯属“历史资料”,其中或许藏伏着立足现实需要让他格外珍惜的东西。的确,这篇长文反映了党的一段历史,一段犯“左”倾错误因而遭受重大失败的历史。毛泽东倾注那样大的心血,摆出那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放纵那样锋芒毕露的犀利文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怎么能让它永远尘封?他相信对后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再则,事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引起“怒发冲冠”的情绪。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动手修改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修改完后,他打电话让王任重专程从武汉到长沙来阅看,并将改稿送给了几位中央领导人。一番犹豫,他依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内部印发。看来,如何处理此文,毛泽东心里确实颇为纠结。将近10年后,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此文,打算印发中央委员。又是一番犹豫,结果也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一个月后,他逝世了,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复杂心绪。

“《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当长征谈起毛泽东的著作时,毛泽东表示,他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这个评价,他后来始终坚持。1965年1月9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斯诺说道,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毛泽东接过话头回答:“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不久,他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⑧

在毛泽东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领域的著述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些具体经验的总结和具体政策的表达,是根据哲学观点结合实际的运用。他明确讲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⑨这样一来,似乎只有写出有创见的哲学论著,才能显出理论上的贡献,才能实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毛泽东本人对哲学理论有很深刻的研究和深切的运用。在延安开始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错误时,他不是纠缠于一些事件的是是非非,而是告诫人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为纾解当时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疙瘩,他在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一下子牵住了提高认识水平、促进思想转变的“牛鼻子”,起到一通百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所有的著述中,毛泽东比较看重其哲学“两论”,并认为《实践论》最好,对《矛盾论》则不那么欣赏。原因或许就在于,作为哲学家,他特别看重自己的论著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独创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就是《实践论》。他让人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在苏联《真理报》发表,随后又安排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并特意叮嘱,《人民日报》发表后的次日,要配发苏联《真理报》1950年12月18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一文。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向自信和挑剔,他们评价的《实践论》,毛泽东比较在乎。当然,这也反映他对《实践论》的自信。

反观《矛盾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待遇”了。1951年他主持编辑《毛选》第一卷时,放弃了与《实践论》同时期写作的《矛盾论》。对此,毛泽东在1951年3月8日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中解释说,《矛盾论》“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言下之意,《矛盾论》不能和《实践论》等量齐观。文章的得失,确乎在作者的寸心之间。

毛泽东评判其哲学论著,心中还有一个参照。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都是哲学大家,在他们面前,毛泽东从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对方谈到自己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当然,毛泽东也并非觉得自己在哲学上完全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马克思讲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指《实践论》——引者注)。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把《实践论》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来衡量,毛泽东认为是有独到贡献的。至于讲辩证法的《矛盾论》,他觉得超过前人的地方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