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3】

“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

1956年3月14日会见长征和艾地时,长征还问毛泽东:“《毛选》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毛泽东回答:“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论联合政府》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弊帚尚且自珍,毛泽东这段话当然有明显的谦虚成分,但也反映他对自己著述的评判,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既看文章的思想内容,也看文脉、文气、文风。他整体上说“完全满意的很少”,似乎也传达出文章之外的心绪。

什么心绪呢?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都相当重视毛泽东的著述,兴起学习热潮,这在党内领导层也是共识。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愿去推波助澜,托以“完全满意的很少”,是在情理之中。第二,旧著中确实有一些阐述具体问题的著述,时过境迁之后,他不是那么特别在意了。比如,毛泽东在1942年印过一本书,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主要谈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党领导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在当时发挥了不小作用。但编《毛选》时只选录了其中的第一章,而对其他内容,他后来一直不感兴趣,看不进去,也不愿意再印行此书。第三,毛泽东是一位立足现实实践的政治家和永远面向未来的理论家,对旧著有时候显得不那么以为然,实际是渴望根据新的实践写出新的东西,于是常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⑩。

实际上,毛泽东满意的旧作并不在少数。不能说他不看重那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生重要影响的名篇,诸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屡屡谈及撰写这些论著的背景及其发挥的作用。就是对一些没有收入《毛选》的文章,他也时常眷顾。1961年初,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毛泽东如获至宝,印发给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说:“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1964年,他把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65年,毛泽东还私下重读同样未收入《毛选》的《长冈乡调查》,并在上面批注:“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可见,对这些旧著,他不仅满意,而且继续从中汲取对现实有用的思想资源。

顺便说一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的。这本《语录》摘自毛泽东著述的不同篇目,按专题归类,把精华观点集中起来,确有益于传播。1965年11月15日,他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听取安徽省委负责人李葆华等人汇报工作,李葆华说到“四清”运动中运用毛主席著作很解决问题,毛泽东就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有些欣慰地说:“这本书共有三十三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李葆华等提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毛泽东表示:“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此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发表,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临,毛泽东许可并鼓励多多印发《毛主席语录》,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自有其现实考量。政治的心曲常常融于耐人寻味的细节之中。

“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对《毛主席语录》的看法有了些改变。1966年3月20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要学习毛主席”,毛泽东立刻讲: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要受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1967年8月16日接见来中国翻译、校对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时,毛泽东又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语录》有什么用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等将来再证明吧。”

“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

重要文稿公开发表前,毛泽东都要反复修改,哪怕是过去已经公开过的,他也决不草率印行。1950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编辑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集准备出版,当时,毛泽东还没有腾出时间修改校订中文版《毛选》,便让外交部告诉捷克方面“暂勿印行”,待“中国正式出版的《毛选》发行以后,再行选印”。

在主持编辑《毛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亲自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还具体地做词句数字、标点符号的校订工作,动手为部分文章撰写题解和注释。有的文章他重新拟定标题,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改后的标题,一下子把文章主题拎出来了。编辑《矛盾论》时,毛泽东改了一遍不满意,后经再次修改补充,才收入第二卷。后来印行重排本,才按时间顺序移入第一卷。发表旧作,反映出他既希望有“立此存照”的文献价值,又追求适应现实需求的思想价值。为此,毛泽东甚至说:“有些东西应该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应该有所修改,第三次出版又应有所修改。”(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