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4】

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毛泽东甚至坦承,他的某些代表作的核心观点实际上是在修改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1956年3月14日,他对长征和艾地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艾地听了感到惊讶:“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这些话揭示了文章写作和修改的真实规律,是文章大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深切体会。说完,毛泽东还补充一句,“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大概也是指还没有修改到位的意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著述,如果是他特别看重的,不光是边写边改,就是完稿后,他也不急于公开发表,总是要沉淀一段时间,修改后才拿出来。据吴冷西回忆,1957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讲话,过了三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引者注),已经过了三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前,他修改了14稿;《论十大关系》曾集中修改三次,却始终没有在生前发表。他关于把“新闻”变成“旧闻”的比喻很有意思,从“新”到“旧”的目的是“旧而弥新”,通过修改实现理论提升,文章的生命力反倒久远了。

宋代大儒朱熹最懂得文章的功夫在修改。他花了40年的时间研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不断修改其《四书集注》,自述修改的过程是“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所谓“逐字称等”,就是把每个字词都拿到秤上去称,使其表达的意思恰如其分,不高不低。“称等”之意,就是毛泽东说的“提高准确性”。他的原话是:文章“经过多次修改,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12)。朱熹的《四书集注》也是花了常人难及的修改功夫,才成为后世科举教本。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不断修改著述的目的是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时代和动因与朱熹不同,但文章修改道理别无二致。当然,以修改为由,耽误一些对现实实践有正面引导作用的好文章的发表时机,也是不合理的。

《毛选》第五卷“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做得不够理想,很想写出《实践论》那样的论著,并且越来越有一种不完全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13)。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14)他还说:“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15)“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引者注)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16)。

上面这些想法和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著述的看法,从而使《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一再延宕。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时,就同时编了一本《毛选》第五卷的初稿,收入毛泽东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但毛泽东没有管它,放在那里一直没看。1964年6月8日,陶铸、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五卷,毛泽东回答:“那没有东西嘛!”

1965年,中央把编辑出版《毛选》第五卷提上日程。差不多一年后,毛泽东才听取康生、田家英等人汇报编辑进展情况,听后的表态是:“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17)。看来似乎是有些勉强,作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几天后,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明确讲要进一步整理1960年初编的《毛选》第五卷,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同时立即着手分批逐篇整理毛泽东1958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作为第六卷。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毛选》第五卷、六卷的编辑工作,明确讲:“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18)毛泽东确实没怎么把编五卷、六卷的事放在心上。尽管中央领导层几乎是锲而不舍地推动,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怠工”“拖延”“懒得看”。1966年6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在“七一”那天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拒绝了,表示“在党内发表就行了”,原因是“不合时宜”。他还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同林彪等人谈话时再次撤火:“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我也没有时间搞。”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等人向他汇报《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的编辑,将来再说,现在不选。”1968年9月9日,周恩来等人建议,在召开九大前把最近几年的文稿编为《毛选》第七卷,先予出版。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待商。”1969年5月26日,九大开过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编辑《毛选》第五卷、六卷,“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此后,编辑工作事实上停顿下来。到了1975年6月,邓小平等人提出《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泽东同意了。但不久形势急转直下,编辑工作在毛泽东生前事实上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