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期【10】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
杨 义

三年前（2007年8月）我在井冈山召开的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了《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今天在大庆召开的毛泽东诗词研讨会上，准备讲的题目是《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这两个题目内外相应，存在着深层的逻辑联系。历史情怀滋育了文化气象，文化气象升腾着历史情怀。
毛泽东是读史兴趣最浓的大政治家，解读毛泽东诗词而不高度关注其间的历史情怀，就很难把握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意蕴和人格风采。历史情怀是何物？是进入毛泽东诗词的特质深层的重要路标。毛泽东一生批阅《资治通鉴》十几遍，通读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反复批阅其中数史，用不同颜色的笔墨圈点批注，并把其中一些篇章故事印发批转为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历史思维已经成为他的政治思维和诗词思维的重要运思形式，诗中蕴史，诗史合璧，出入古今。然而他的历史观从本质上说，不是在书斋中推衍出来的，而是在惊天动地的历史实践和真挚洒脱的个人性情中磨练、升华和流露出来的。其中既有戎马倥偬、运筹帷幄、治国理政、改造世界的历史知识运用之妙，又有面对波折、超越忧郁、交接亲朋、陈情言志的性情之真。他投身实践，吟咏性情，以窥历史之真谛。
中国从来就有以古鉴今的传统，毛泽东更是提出“古为今用”，以生气勃勃的现实带动历史向前行进。他从丰富的阅历和切身体会中，感受到阅读历史的极其重要性，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里提出要为革命队伍安上这样的“致胜三弦”：理论、历史、实际运动。只要深入毛泽东诗词的内在脉络中，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诗词中的历史情怀，极其生动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感性形式。它在宏大的时空视野和文化魄力中，在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给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注入了实践品格、人民为本和阶级意识，并在一些诗篇中注入了浓郁的乡土情感。唯有深刻把握其诗词中的历史情怀，才能真切地认识诗人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内涵丰厚，渊源有自。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存在三个维度；从结构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存在三个基本特性。只有从历时性的发生学角度和共时性的结构形态学角度上进行综合的考察，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历史情怀的雄视千古，豪情万丈，不拘格套，挥洒自如。
一 发生学的考察
首先说发生学上的三个维度，一是把握历史的巨大魄力；二是运用历史知识的驱遣自如的笔力；三是湖湘情缘的真挚深邃的感染力。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之雄视千古、总览寰宇，是有其深刻的人格、学力、笔力，以及乡土上的原由的。这种历史情怀，不是冷冰冰的凝固化的历史知识，而是诗人对历史存在的理解、体验、共鸣和独具只眼的发现，感之以情而生意趣，述之以怀而含哲理。谁都知道，不读史书，谈不上历史情怀；读史书而食古不化，也产生不了历史情怀。而读史，往往是从乡邦先贤、乡土文献上，首先获得感觉、获得兴趣的。因此，湖湘情缘是毛泽东体验历史、获取共鸣的精神触发点；有了这个精神触发点之后，他又是以何等怀抱、何等手法加以文学处置，这就直接关系到历史体验和诗词形式的相融相蕴，是以何种面目出现了。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之所以沁人心脾，而少见可厌的说教，就在于他以旷世的魄力把握历史体验，而将之置于挥洒自如的笔墨之中。因此，必须从乡土情缘的感染力、文化魄力、诗家笔力三个方面，考察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的发生。
（一）把握历史的巨大魄力
毛泽东诗词丰富的历史内涵，蕴涵于大气磅礴的文化气象之中。而在历史情怀与文化气象之间，贯注着的是巨人般的魄力。魄力是面对世界、面对历史、面对人生的胆识。无魄力，则情怀萎矣，气象靡矣。魄力之为用，岂非巍巍乎大哉！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热心论政，激扬文字，粪土王侯，已表现出面对现实、改造中国的巨大眼光和博大襟怀。执笔为诗，一出手就抱负不凡，如25岁时写的送行诗，即展示了一个青年志士的博大的时空襟怀。诗中浑无儿女柔情，却敞开了一个无比广阔的空间视境，从宇宙看地球，简直是沧海一粟，用了《庄子》“太仓稊米”的典故：“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在时间维度上，又用了《孟子》“五百年必有名世者”的话头，蔑视衮衮诸公的权势：“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这种时空视境是以天地为胸怀的，其中以诗吟咏史，以史滋养诗，诗史兼修，气度浩然。

这种天地境界、浩然之气，贯穿于毛泽东其后的诗词写作。诸如俯仰天地之间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究问苍穹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遥望苍茫云山的“长空雁叫霜晨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以及奇异雄丽地糅合着天文科学与神话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都在时空双维度上实现了大魄力、大境界的互动。更不用说那曲《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诗具昆仑情怀，评点千年春秋，抒写“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大同理想。杜甫有一个“安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他是置身于大地上，呼唤出的是难得却也实在的理想；毛泽东的“安得”：“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东国。”这个“安得”想象出一个倚天拔剑的巨人身姿，把中国古代神话情结很深的、众神所居的昆仑山，都像利刃切菜一样分来与世界共享。这是一个挺胸直立，昂首云外的民族巨人的形象，其胸襟是要化解宿世恩仇，超越东西敌友，以平等的姿态创造“人间春色”。
诗词审美与历史情怀是相互为用，相得益彰的。可以说，无史不足以蕴涵诗的元气，无诗不足以点醒史的精神。在蕴涵和点醒的交互作用下，毛泽东年过花甲后，魄力犹存，所作的登临咏怀诗《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也在巨大的空间维度中展开一种深邃的时间哲思。站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的庐山上，他看世界的大眼光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但他还是拥抱着中国大地，“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他对陶渊明的归隐进行质疑：“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诗词的结尾往往有一种并不罕见的方法，即在空间大幅度舒展之时，引入当地的神话或历史人物，以开拓深远的时间维度，如《水调歌头·游泳》讲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之后，即引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在人与神女对话中，使时空跳跃到渺远。《七律·登庐山》则把思路引向那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陶渊明；他到哪里去了，眼前也有如桃花源一样的“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一样的“往来种作男女怡然自乐”，他是否加入了耕田队伍？提到千余年前的这么一个陶渊明，有如古代园林的“借景”艺术，从陶渊明的诗文中借来了何等丰富的时间深度、文化意味和历史联想。这就是诗词结尾，言有尽而味无穷的妙处了。
（二）运用文史知识的驱遣自如的笔力
毛泽东对于两三千年的文史，于先秦喜欢庄子、屈原，于汉魏喜欢曹操，于唐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明喜欢高启，于清喜欢曹雪芹。这就是毛泽东明白表示其喜好的“文学八贤”。八贤的风格特点是什么？风格特点倾向于气度豪迈甚至带点霸气，想象奇特往往出人意表。无论豪迈或神奇，笔力均足以胜之，以归于沉雄浑厚。其诗词运用文史知识往往给人立意奇警、用语畅达之感，可以说深得“文学八贤”之助。在“八贤”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三李。词本来盛于晚唐、五代、宋，但毛泽东的词中有全唐风，比如《忆秦娥·娄山关》词牌据传是李白所创，词风、词韵也近于所传的李白《忆秦娥》。但毛泽东词中的全唐风，已不仅仅是李白的盛唐风，而且还包含有中唐李贺的奇异警拔，以及晚唐李商隐的深婉华丽。当《忆秦娥·娄山关》一词，出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切壮丽境界时，我们感到它虽然还用李白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韵脚，而境界已高度拓展；又从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中超拔出来，壮丽中增加雄浑了。
因此毛泽东的词风是融合三唐而成全唐：即李白之盛唐、李贺之中唐及李商隐之晚唐。诗歌趣味横跨三唐本身，就是一种胸襟，一种气度。真正的大家是不会拘泥于“诗必盛唐，文必秦汉”，更不必说拘泥于“以杜甫、黄庭坚为宗师”之类了。他应该是胸罗百万雄师，可以指挥自如的。比如，对于《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毛泽东常用来抒发自己的宏伟的怀抱。这也可以在李白的《大鹏赋》，以及李白诗“为君一搏鹏九天”（《独漉篇》），或“大鹏一日同风起，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等诗赋中找到意兴的源流。但是毛泽东已经开拓了这一意象正反详略的多种可能，并且由此形成他诗词中“鲲鹏凌云志，梅花报春心”的人格象征。
那么，毛泽东诗词创作是怎样运用鲲鹏意象呢？一是正用：“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正用还不满足，其次就是详用：“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又其次，是详用还不尽兴，采取拓用：“斥鶠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庄子·逍遥游》是写了蓬间雀（斥鷃）嘲笑大鹏远翔的，但昆鸡笑鹰则借用了俄罗斯克雷洛夫寓言“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通过中外寓言的合用，诗中展开了一个善恶对比、美丑映照的奇异空间。最后，更为出格的是典故的反用：“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前面的鲲鹏和后面的苍龙，都是用来比喻敌军的反面意象，以此彰显革命军队的豪情壮志了。对同一意象的正、反、详、拓四种用法，可见毛泽东诗词运用典故的丰富手法和矫健笔力了。
有必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喜欢“八贤”，虽有独特嗜好，但他对古诗词其实是出入百家，博采众长。《七律·吊罗荣桓同志》首句“记得当年草上飞”，来自黄巢《自题像》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念奴娇·昆仑》“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是点化宋代张元《咏雪》“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因此他的诗词借鉴重在三唐，却又不拘唐宋。《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收有117首古诗词，唐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五代有李后主，宋有苏轼、辛弃疾、陆游，也是不拘唐宋的。唯有如此，他才能放飞自己的历史情怀，不是老母鸡式只是顾着身边的几个鸡仔，而是苍鹰式搏击长空，俯视大地。

（三）湖湘情缘的真挚深邃的感染力
毛泽东生长于湖湘之地，古时属于南楚，这在他的诗词中留有深刻的印痕。先秦的楚人颇多奇思异彩，有如王渔洋所说：“九嶷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到了清代，湘土涌现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这是当时中国二十余省中元气蓬勃的一块热土。青年毛泽东就是这片热土孕育出来的天将降大任之人。他而立之年写下“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实际上是以山川钟灵毓秀，写出这片热土的蓬勃生机。他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显示了一块元气充沛的土地上的俊杰风流。这块热土培育了曾被陈独秀在五四时期高度推崇的“湖南人的精神”，培育了毛泽东追问“谁能为中国命运做主”的历史情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1925年）这无疑是震荡在东方大地之地平线上的滚滚春雷声。
在楚地人物中，毛泽东极其欣赏屈原。少年的《讲堂录》就手抄《离骚》、《九歌》全文。1923年作《贺新郎·别友》，结句是：“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73年改定，初稿句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这里用了《楚辞·远游》中偏僻的词语，可见他对《楚辞》是极为熟悉的。他在1950年代搜集《楚辞》版本五十余种。平生不下百十次读《楚辞》。他是有充分的可能性为屈原写出一首绝妙的诗词的，但是1961年作《七绝·屈原》如此写道：“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行文用词倒也痛快，但把《离骚》一类作品竟称为“杀人刀”，用作阶级斗争的直接表述，就未免词锋浮露，难见历史情怀之深沉蕴藉了。
倒是他对到长沙任王国太傅的洛阳俊才贾谊，欣赏中带有几分悲悯，抒发了颇为深切的历史情怀。早年毛泽东把贾谊和屈原并列：“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4月）这里揭示了湖湘山川奇气，对历史人物的峥嵘才能的养育作用。建立新中国以后，毛泽东为贾谊写了一首七律、一首七绝，这在历史人物中乃是仅见的殊荣。他大概是看重这位英杰政论文章的气度、才略之不同凡响吧：“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七律·咏贾谊》，1954年）这里的阶级意识不是很浓，称汉文帝为“圣主”，称贾谊为“雄英”，都是沿用正史的说法。由此还在英才不遇中注入了若浓若淡的命运感。再看：“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七绝·贾谊》，1964年）这里欣赏贾谊的才华，又爱怜其命运，那番对之劝解的语气，实在令人联想到毛泽东相当欣赏的杜牧咏史诗《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无论是“包羞忍耻”，还是“何用哀伤”，都是教给人一种忍辱负重、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与处世情怀，此乃欲大有作为者应当记取也。
家乡情结表现最甚的，是那首在毛泽东诗词中最称华丽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诗中对神话传说的奇幻渺远的想象，对恋人美丽的悲剧人生的深切怀念，渗透于色彩华丽的字里行间。其思路出入神话与现实、个人与国家，于是有“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的回忆，又有“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梦魂沐浴般的温暖。全诗的想象牵连着《山海经》，也出入于《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洋溢着《楚辞》的幽渺情调。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去写一首咏怀屈原的诗，竟不如人意，反而在咏怀湖南的诗中，非常出色地酿造出屈骚的清醇的滋味。
二 结构形态学的考察
在丰富多彩的革命实践和奔流不息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以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存在出现于其间，他对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增加了属于实践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三种基本的诗性表达形式，为唯物史观从这三个基本特性上深入人心做出了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结构形态学所要考察的，就是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所蕴含的上述三种基本特性的位置与功能。
（一）历史情怀的实践性品格
在实践情怀、人民情怀、阶级情怀的综合表达中，实践的品格是基础。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实践家，属于现代史的创造者。毛泽东诗词往往是在马背上、行军途中及治国理政的余暇写就的，而不是在宁静的书斋中寻章摘句而成的。他赞扬革命文艺战士：“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他的笔当然不是纤笔，而是健笔、如椽巨笔，但也不排除以万千毛瑟精兵自任。他笑谈以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也以文房四宝描绘建国蓝图。他的实践是大实践。
应该说，毛泽东最有本质意义的革命实践，是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开始的。他大概是在行军途中吟咏秋收起义，因此笔墨不事修饰，较为粗豪：“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西江月·秋收起义》，1927年）他在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中获得了坚实的立足点和发展的真正潜力，在他看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他在实践中为了铸造这铜墙铁壁而呕心沥血，基本的方法就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诗词与长征以后的诗词，在历史情怀上有着不同的气象和境界。鲁迅对于其井冈山时期的作品，曾经含笑而言：“颇有山大王气概。”但是此山大王已非古代的或自发的彼山大王，他已经在“真正的铜墙铁壁”中获得了力量的源泉，因而奇迹性地做到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由此可知，毛泽东的实践性是在疾风骤雨中杀出一条生路，以寻找中国何去何从的实践性，他的历史情怀由此具有坚韧的意志。
进而言之，毛泽东的实践性具有开创的品格。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去创造历史，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尝试过的。农家子弟的毛泽东返回农村寻找根本，从中国国情出发，实行了类似于哥白尼把地心说变为日心说的天学革命，把革命道路由城市中心说转向农村中心说，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一场旋转乾坤的革命模式的创造。他许多诗词都是开展这场创造的历史情怀的记录：“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他以不拘一格的创造精神，重新解释了“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为千百万工农惊天动地的伟业，大笔墨地立传。且看他又急管繁弦地写道：“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这里以云山草木写农村民众，甚至喻之为枯木朽株，用语算得是出格。又连用立、急、力等入声字为韵，以急迫的节奏渲染战况的紧急，以及宣示民众揭竿而起的正义性。其后则以数字记录长途驰骋，横扫千军之势，抒写着以灵活的战略战术破敌的春风得意的情怀，抒写得那么痛快。
在绝处逢生的大实践中，毛泽东思考着人与自然山川，个人与历史这类有关短暂及永恒的命题，显示其历史情怀的苍茫辽阔。这种历史情怀不是孤芳自赏的，而是与天地人间互动共生的。在思考个人如何进入历史脉络之时，令人感动的是他作为历史实践者的坚持精神：“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到长城非好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一连串的表述，令人感受到一个伟大的实践家坚毅前行的身影。“人未老”，形容青山踏遍之后依然青春旺盛；“从头越”，说明面对雄关如铁，也要鼓起迈步超越的意志；长城、九天、五洋，尽管目的地高远，何妨谈笑风生地上下求索？《论语》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此之谓也。
在毛泽东诗词中，历史开拓者的博大胸襟和从容自信，被表现得相当充分。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也会谈论“易老难老”吗？他不是谈论个人的年龄，而是在谈论人生天地间的有限性和价值观的问题。1929年写的《采桑子·重阳》开头一句是“人生易老天难老”，它反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反用中强调人应有作为，即便遭遇挫折，也可以在“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岁月，显示出“战地黄花分外香”的顽强生命力。三十年后，年近七旬的毛泽东又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把奋发有为的精神抒发得更加高昂。战地黄花与悬崖梅花相映成趣，都象征着、张扬着人的顽强生命力。生命力诚可贵，又因注入博大胸怀而更有历史价值：“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历史将是山花烂漫，个人却不为此而卖弄争奇斗艳之姿，能够采取“丛中笑”精神，自是别具高洁的情怀。俏、笑皆是俗语入词，却能天真自然地传达出一种既敢为天下先，又能谦恭无私的平民意识。
还是回到《采桑子·重阳》的“战地黄花分外香”，果然，历史也在自我重新估量中出现了“分外”，在古田会议上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位。随之，面对来势汹汹的闽粤赣“三省会剿”，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进行避实就虚的行军转移，于是就出现了“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开阔前景（《如梦令·元旦》，1930年1月）。《如梦令》的曲调短小明快，适合展示诗人心情的轻松愉快。有了“战地黄花”的顽强生命力，局面很快就由“风展红旗如画”的明快，转为“风卷红旗过大关”的遒劲，进而开拓“十万工农下吉安”的新局面（《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2月）。在半年时间内，形势急剧发展，红军乘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借重黄公略的偏师，在赣南一带扩大了中国革命的农村和农民的本钱。十万工农，变作“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再过半年，反第一次大“围剿”，活捉国民党前线总指挥、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历史走向“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的“一盘活棋”的局面。
坚持是为了承担。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承担精神，是他实践性历史情怀的重要体现。其诗词写山，总是山、天相联，就是由于“山为天柱”象征着历史承担精神。所谓“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十六字令三首》，1934-1935年。作者原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用了俗典，脱口而出，明快中有风驰电掣的气势。这样峻拔的山有何功能？“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擎天柱作用。这是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精神自许的。这个可以依赖的“拄”字，乃是乐其山之支撑和承担的精神。毛泽东写山，写出的是毛泽东敢于承担的精神和魄力。
历史的行进，是以自然山川为舞台的。尤其是诗词，写自然山川，实际上是写人创造历史的空间，并且以高山巨川、风雨晴雪、花木云霞，为人的历史行为添颜色，或壮行色。因此，人与自然山川，是毛泽东诗词中极有魄力、极富灵感的命题。毛泽东诗词有所谓“长征五章”，即《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万里长征跨越的山山水水，赋予这“长征五章”以开阔的视野，无穷的想象，及宏伟的魄力。
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自然的奴隶，还是自然的主人，这实际上也涉及人是如何创造历史的基本问题。
《七律·长征》作于1935年10月，是毛泽东的第一首律诗，把史诗的巨大气魄，纳入律诗的有限形制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从人不畏艰难险阻的主体精神写起，并以此贯串全篇。然后看“万水千山只等闲”。其后是大写意的山水长卷——毛泽东式的《万里江山图》：“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此两句写山。“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此两句写水。“更喜岷山千里雪”,此句反归到山。最后落实到人，人的心情和态度：“三军过后尽开颜。”以人的“不怕难”开头，以人的“尽开颜”结尾，首尾呼应，完成全诗有机而灵动的整体性。中间点缀着走、拍等动词，暖、寒等感觉，以喜、尽开颜，写内在的精神和最后的结果，形成了人与山川之间多姿多彩的、又富有情感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全诗自始至终只和山山水水进行心心相印的对话，把国民党40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搁置起来，不屑一顾，使得其势汹汹的敌军都隐没在这些细浪、泥丸的背后了。这首诗看历史的角度非常独特，红军长征史只有五岭、乌蒙、金沙水、大渡河、岷山雪，可以与之比天长地久，确实是在写一首永远属于中国大地的雄伟史诗。这是从天地的视角看长征，而不取普通的人间视角使笔墨拘于细节，这就是毛泽东翻越千山万水的历史情怀。
以长征见证历史的胜利，也见证他本人的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此时诗兴大发，其历史情怀颇有横空出世的气概。在几乎写于同时的《念奴娇·昆仑》中，他又一次展开了人与自然的对话。长征途中并没有经过昆仑山，作者以中国古代昆仑神话的众神之山，这座类似希腊神话的奥林匹斯，古来被视为黄河源而充满神奇想象的山，来进行大历史胸怀的世界对话。这首百字令，在讲了“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为人与山相对，赋予包举宇宙的神话高度之后，在提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宏大命题之后，这才真正进入了有几分狂纵无理、又有几分亲切商量的我与汝的对话：“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词的原稿对“昆仑三截”的处置，本是“一截抛洋，一截填海，一截留中国”，显示了一位三军统帅豪情磅礴的气势。发表时最后改定，对“昆仑三截”的处置则兼及欧美，“还东国”又兼及日本，就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面对现代世界的历史情怀之博大。这样就在以长剑裁昆仑的属于诗词想象的无理之理中，注入了深刻的历史理性。
（二）历史情怀的阶级性特征
毛泽东是搞阶级斗争出身的，他是发动和领导民众进行阶级斗争的超一流高手。他的历史情怀中有阶级斗争这根弦，属于理所当然，不必遮掩。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题材和思路如何化为诗词，却是一个应该认真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切忌火气外泄，词锋浮露，一览无余，以杀伤诗歌应有的滋味。写诗应该把论说转化为想象，为意兴，为情怀。比如1957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何尝不涉及阶级斗争？杨开慧、柳直荀都是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烈士。但是词里并不直说，而是别开生面地改造了古代“游仙诗”的形式，注入崭新的趣味，把烈士的忠魂送达天上广寒宫。在“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颺直上重霄九”之后，既有吴刚的桂花酒可饮，又有嫦娥的广袖舞可赏。这种想象方式，令人联想到李白《古风》“西上莲花山”，有仙人导引，有霓裳广带的飘拂，但是“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就连接上历史现实。杨、柳二烈士在月宫饮酒观舞，也是神仙境界，但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如此抒写烈士为之献身的理想已尝，革命已告成功，足以告慰英灵，就显得神思纵横，诗情动人。
阶级斗争史观在毛泽东1960年代的诗词中，进一步强化，对其诗情诗味带来日益明显的制约和冲击。作于1961年冬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说：“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诗中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喻为妖雾、鬼蜮和白骨精。又批评郭沫若原诗“千刀当剐唐僧肉”，认为改为“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在诗歌中如此隐喻统一战线政策，算得是恰到好处，可见他的语言运用到何等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作为诗则不宜有过多的议论，应该有更多的人类情怀和意象神采。
1962年冬写的《七律·冬云》也是针对苏联修正主义的：“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全诗的阶级斗争的滋味很浓，以“雪压冬云”发兴，意绪苍茫雄浑。除了尾联以梅花、苍蝇对喻，虽有奇气，毕竟笔力略弱之外，中间两联警句迭出，表达在寒流飞雪、虎豹逞凶的国际斗争背景中，巍然屹立的豪情壮志，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浩然正气，荡漾于纸面。
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愈来愈紧，成了196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征。毛泽东笔下的雪与花，寒流与暖气，英雄豪杰与虎豹熊罴，梅花与苍蝇，都采取二元对立的方式，用以弘扬斗争哲学，展示了中国如此一个“英雄时代”的政治取向和历史情怀。1963年初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又出现那个被高度藐视的苍蝇意象：“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词中对寰球说小，对比着嘲讽蚂蚁国之夸大，在若真若幻的时空伸缩中，把蔑视投向那些不自量力的苍蝇、蚂蚁、蚍蜉，手法独特而奇诡。下半片采取积极的战斗姿态，宣示“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里以政论入诗，铿锵有力，作为口号，自然可以激励人心，但作为诗词似乎可以更为从容蕴藉，以免直白之嫌。
到了1965年秋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一个混杂着神话和童话的奇幻世界出现了：“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起笔是非常崇高，力透纸背的。接下来笔锋从天上跌落到地上：“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也是政论入诗，俗语入诗，奇趣逼人，已有元曲的味道，措词未免锋芒外露。至于结尾的“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对于国际政客高度蔑视而出以骂语，痛快倒是痛快，但笔锋的直露为古今词中罕见，就词学规矩而言，颇有点“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劲头。阶级斗争的怒火，在这里是否灼伤了词学高手？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关系和总体过程，它当然包括阶级斗争，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尤其突现为阶级斗争。但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不应该把全部的历史活动等同于阶级斗争，而应该以更丰富的思维把握历史的存在形态和真实进程。一旦时时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很难实事求是地把握历史的全部丰富性。写于1964年春的《贺新郎·读史》，在115字的篇幅中，以巨大的魄力试图对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把握。它以第一流的历史概括能力，举重若轻地抒写诗人的历史观，对几十万年的历史陈迹随心所欲地评点，趣味无穷：“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里讲“几个石头”而不讲是“石器”，饶有趣味地把洪荒古远的史前史加以生活化了。对于铜铁的冶炼技术用了“何时猜得”，不仅是追问发明的时代，而且涉及发明的直观猜测性和偶然性。以这种语言方式表述生产力的发展，表述生产方式不断更新，及其对人类早年历史的推移，实在是神来之笔，宝刀不老。然而，私有制的出现，引起流血的战争，诚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自有文字记载“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于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历史终于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对记载的文字又应取什么态度？“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对于上古记载文字的话语权，对于儒家推崇的上古圣王，采取怀疑和蔑视的态度。极力肯定的只是“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这里的历史观，强化了阶级性。以盗跖、庄蹻、陈胜为主要风流人物的历史，只不过是造反者的历史，或农民战争史。这与《沁园春·雪》所说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相互间对英雄和风流人物的评价标准，以及阶级斗争之弦的张弛程度、处理方式，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导致诗词中历史情怀的博大醇厚滋味的变化，也是入口便知的。谁不追求自己的诗词佳品，有若绝品佳酿，传世愈久，滋味愈醇呢？
诗词滋味的醇厚，与历史情怀的醇厚关系至深。毛泽东后期的历史观中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比如1965年7月《致章士钊》，谈《柳文指要》“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再比如1958年12月印发《张鲁传》给参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人员，批语为：“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些都延续、而且进一步强化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说过的观点：“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959年6月写的《七律·到韶山》，中间两联说：“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三十二年前即1927年，阶级斗争的形势确实严峻，然而“逝川堪咒”，时代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眼前已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唯物史观是讲阶级关系的，但不仅仅是讲阶级关系。以人为本，经济生产力问题，都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观念。历史总体当然包含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在阶级斗争激烈时期，强调这些无疑是必要的。但在全面建设时期，就要全面系统地研究社会历史的总体结构，及其协调互动的合力。如果能够将历史情怀的关注重心，转向以人为本，转向人民史观，那是有助于诗词滋味日益醇厚的。
（三）历史情怀的人民性特征
毛泽东的历史观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把人民史观确立为唯物史观的基石，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早年习儒读史，读过《左传》、《史记》、《通鉴类纂》，略后又读《读史方舆纪要》、《资治通鉴》，受梁启超“新民学说”和史学思想影响，形成进化史观。1920年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开始以马克思主义阐释历史，指导实践。他把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孙中山的“三民史观”，推进到唯物史观的新高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支撑点就是从民众大联合中寻找历史动力。他将《湘江评论》时期即已形成的民众史观，在其后的思想探索和革命斗争中加以马克思主义化，从而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社会文化内涵。
历史观的支撑点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历史的主宰力量？毛泽东作为思想者，对探寻历史支撑点，保持着长久的兴趣。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圣哲画相记》中“三十二圣哲”进行评议，区分为“传教之人”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办事之人”如诸葛亮、范仲淹、左宗棠，而曾国藩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他尤为重视谭嗣同《仁学》提倡的“心力说”，认为由此可以探求某种决定宇宙和社会历史的“大本大源”。湘人思想气质对他早期思想影响之著，由此可知。他在1915年致友人书中说：“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如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此时他把握的历史支撑点在于“巨夫伟人”，属于“英雄史观”，但对于一个青年俊杰独立的主体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可简单地否定之。
人民史观的形成，是毛泽东走向唯物史观的巨大的精神飞跃。他的诗词所以浑厚深沉，就是由于它们扎根于人民的深厚土层。比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他最有传世能力的代表作《沁园春·雪》，是从人与高山巨川的对话开始，而进入了对历史的纵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对话的对象是长城、黄河，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摇篮、生存屏障，作为民族生命力标志的大山水景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秦晋高原发祥地，可与天公比高，喻其雄伟；晴日妖娆，喻其前景之辉煌。祖国大好河山的无穷魄力和魅力，尽在毛泽东的一“望”之中了，岂不快哉。由于“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他就以大空间包揽大时间，以大时间穿透大空间，列举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五大雄主为“无数英雄”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五大雄主的态度，既然把他们置于两千年的历史过程，就有所尊崇，不然是不会把他们当作进入历史过程的人物的。
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推重人民史观之时，并没有完全摈弃早年的“巨夫伟人”情结，而是把它们置于历史动力结构的不同位置。位置不同，功能也就不同。词中对二千年间五大雄主是有所批评的，并不像1973年“文革”中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对焚书坑儒、孔子学说如此评议，是“商量”的语气吗？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词中对五大雄主不是采取“劝君少骂”的态度，而是惜其文采风骚的不足。可见此时的毛泽东，是极其重视人文事业对一个民族生命的本质性意义的。人文之中，有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存焉。毛泽东对于历史人物，称赞贾谊“胸罗文章兵百万”。毛泽东对于现实人物，借用孙中山所引“常言说：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在《临江仙》词中勉励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可见他当时把鲁迅鲁总司令，看得与朱德朱总司令一样不可或缺，具有相辅相成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观的方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是历史观中的“今朝派”，古为今用，今必胜古，其历史观不是以历代雄主为框架，而是以人民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立足于今朝而开拓未来。这就是柳亚子赠毛泽东诗中所说：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推翻”说得重了，岂是推翻，应是在评说中超越。柳亚子的唱和词中，称毛泽东此词足使“千古词人共折腰”，倒是对的，他看到毛泽东历史意识中“今朝性”的重大价值，说“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第四点，词中的五大雄主，并没有涵盖毛泽东所推许的历代雄主的全部，以及他对历代雄主的认识的全部。毛泽东讲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但《沁园春·雪》无及明太祖，也许是词的篇幅有限。而毛泽东对曹操，则别具情怀，1954年夏作《浪淘沙·北戴河》，面对雨中苍茫大海，叩问着：“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迷蒙境界最能使人百感交集，进入历史的深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里用了毛泽东非常喜欢的曹操《观沧海》诗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古今两位政治家诗人超越千载，以诗词唱和，展开别有意味的心灵对话。毛泽东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既称赞曹操的大手笔，又夸奖朱元璋的大老粗，其中都有一个“大”字却趋于两极，实在是蕴含着毛泽东文化思想上相当错综复杂的两重性。对于曹操的“大手笔”，他也采取分析的态度，面对着同样的萧瑟秋风，毛泽东没有如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所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伤情绪，尽管那已成了古典诗词的俗套，他却超越俗套而高歌“换了人间”，采取的依然是“今胜昔”的向前看的历史观。
用“今胜昔”一词来表示历史观的前瞻方向，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中体现得最直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那座曾经为诸葛亮称作“虎踞龙盘”的“帝王之宅”，被强渡大江的百万雄师攻占，天下由此易帜。这一番“今胜昔”是天翻地覆的。但毛泽东要开创的历史，不是到此为止，他想得更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一联语，毛泽东又用来评点《史记·项羽本纪》。有若《七律·登庐山》呼唤陶渊明，这里联想楚霸王，也增加了全诗的历史时间和文化内涵的深邃感。本来古兵法有云：“穷寇勿迫，归众勿追。”毛泽东反用其意，主张“勇追穷寇”，不给敌人留下苟延残喘的余地。《明史》记载，朱棣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发动白沟河（今河北雄县）战役，大败李景隆的勤王之师，却在随后的东昌战役中傲慢轻敌，被盛庸等人的军队擒斩万余人，身陷重围。毛泽东认为朱棣被胜利冲昏头脑，“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接受教训后，朱棣千里奔袭，兵临南京，以“清君侧”为名，拒绝议和。毛泽东说他“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这与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战略思想，可以相互印证。毛泽东一贯主张对历史知识要“古为今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他褒扬朱棣克南京的决心、非议项羽释穷寇的犹豫，都是出于彻底革命的情怀，都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属于历史观中“今朝派”的思想。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讲究阶级性而得其阳刚，开拓人民性而增其博大，注重实践性而趋于坚实。而他的阳刚、博大、坚实的历史情怀，是包容万象的。在阶级性的阳刚中包容读史所得的“追穷寇”思想，在人民性的博大中包容早年的“巨夫伟人”情结，在实践性的坚实中包容早年接受过的梁启超（还应加上严复）的历史进化观，并形成了“看今朝”的现实取向。他作为一个把辩证法表述为矛盾论的思想家，思想探索不是采取“狗熊掰棒子”的方式，掰了新的扔掉旧的，而是采取兼容创新、化旧为新的方式，因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增添了不少感性形式和中国化的内涵。他往往能够擒纵自如地在上述三项包容中，组合了或主或次、或轻或重、或正或反的六种或更多的因素，形成了其历史情怀的英姿勃发、融合多元、化用张力的复杂运作机制。不可否认，他在化用张力之时，难免有时出现某种程度的倾斜，比如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紧，俗语使用过露之类。但是在本质上他是搏击长空的苍鹰，而不是对苍鹰说三道四的咯咯叫的昆鸡。当苍鹰，或者用他更常用的说法，当鲲鹏展翅，背负青天的时候，他的诗词荡漾着的历史情怀如彩练当空，如红霞万朵，放射着一代伟人的气象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