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1期【13】

在新编《陈毅诗词集》出版座谈会上的致词
（2011年12月20日）
陈昊苏

今年是我父亲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我们参加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陈毅诗词集》，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活动，在岁末年终得以完成。我和我的弟、妹非常高兴地前来参加出版座谈会，谨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各位领导和有关专家表示感谢！这本诗词集的出版，也是老一辈革命家诗词出版、学习、研究的大事，中央文献研究室及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为此大力提倡和推动，取得可观的成绩，我们也要表示热烈祝贺。今天有许多同志出席座谈会，对包括我父亲诗词作品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诗词创作发表了热情的评介讲话，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在这里也要特别向大家表示崇高敬意！
我父亲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奋斗，他有三种主要的身份，即元帅、外交家和诗人。元帅是从事军事斗争、战争事业赢得的光荣称号；外交家是在和平年代为推动国家建设发展及世界和平而付出辛劳的重要职业；而诗人是他投身文化事业作出毕生努力的创造性领域，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具有最珍爱的地位，也得到他同辈的人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亲切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毅诗词集》的出版是他诞辰纪念活动的最后的完成，我们感到无比欣慰，要再次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父亲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投身于现代中国争自由、求解放的革命运动，到1972年1月逝世，整整奋斗了50年时间。这其中从事诗词诗歌创作的时间也长达48年，留下了大约350多篇700余首诗作。在他生前，这些作品曾经有相当一部分发表出来，与他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战争事业紧密联系，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但这些发表出来的作品比较零散、疏于保存，不可避免地有所遗失。楼适夷同志曾在50年代建议他把诗作搜集整理出版成书，被他婉拒了。他说那时候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编集子。他是期待着有一天闲下来，再来整理自己不断积累的作品。后来由于发生“文革”的劫难，他未能完成这个设想，而把诗集出版的责任留给了自己亲爱的妻子，也就是我们的母亲张茜同志。
从1972年1月到现在，整整40年过去了。我们的母亲在父亲逝世时继患不治之症，她以最坚强的意志在最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父亲诗作的整理工作。到1974年她逝世之前，她编成打印本的《陈毅诗词》和《陈毅诗词选集》，成为1977年《陈毅诗词选集》和1993年《陈毅诗词全集》的底本，也是这次《陈毅诗词集》的最重要的版本依据。我们的母亲为我们父亲的诗作整理出版，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她于1974年3月20日不幸病逝，她全部的生命都融入老帅的诗歌世界，她的名字因而镌刻在我们父亲诗歌作品的丰碑之上，在中国走向光明与进步的历史上留下不应该磨灭的印记。
在我母亲整理编辑父亲诗作的过程中，赵朴初同志作为父亲的挚友，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这一点也是我作为后人所永远不能忘怀的。利用这次《陈毅诗词集》出版的机会，也应负责任地作出说明，并向我的恩师赵朴老表示深沉的感激。
关于陈毅元帅诗词作品历史意义，我母亲1973年11月18日为《陈毅诗词选集》油印本撰写序言时曾有过两段精辟的叙述，我作为两位老人的后代，有必要在这里郑重地加以引证：
“陈毅同志早年诗作，已经具有反抗旧社会的思想倾向和斗争要求，然而，只是当他参加党，特别是参加红军的战斗行列、投身于武装斗争之后，他个人的经历才更紧密地联结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历程。他的诗词是他自己坚持战斗、辛勤工作的纪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同时代人在毛主席指引下进行变革社会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经过的历史道路。我以为这是陈毅同志诗词的重要意义所在。
“陈毅同志灵活地运用白话诗和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诗、格律诗、长短句等形式来抒情写意，歌颂革命事业，在诗词领域中，以他的创作实践，探出了一条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途径。我以为这是陈毅同志诗词在艺术上的特色。”
时间过去了40年，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步伐跨越了两大历史阶段，中国与世界的面貌都发生巨大的改观，但我母亲当年讲过的话仍然有效，这使我感到无限的欣慰。我和我的弟、妹仍然坚持我们母亲的看法，以此认识父亲诗词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
我们党诞生以来走过整整90年的漫长征途，陈毅元帅所经历的是前50年的曲折过程。他的诗词作品确实可以看成是这50年历史进程的一份生动记录，从个人的经历反映出整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表现出时代的光彩与中国的特色。从大的事件着眼，红军的创业和我党我军经营华东的完整历史过程，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端和在国际舞台上最早的艰难进取，他以一位参与者的身份写下诗史，体现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宏大气魄与远见卓识，确实值得我们作为后人寄予珍爱与关注。他未能参与党在后来40年的奋斗经历，但他却以自己的诗作寄予了热忱的盼望，而且贡献了成熟的智慧供后人体会。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
陈毅元帅诗词作品的艺术特色确实如母亲所说，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他1942年写《湖海诗社开征引》，表达出他对新时代诗歌文化的追求与期盼：
应知时势变/新局启圣智/人民千百万/蓬勃满生气/斗争在前茅/屈伸本正义/此中真歌哭/情义两具备/豪气贯日月/英风动大地/万古千秋业/天下为公器/先圣未能此/后贤乏斯味/若无大手笔/谁堪创世纪/嗟予生也鲁/空有运斤意/淮南多俊贤/历代挺材异/诗国新疆土/大可立汉帜
他对于中国革命诗词文化的热情赞美，跃然纸上，同时他也是一个谦虚的人，实事求是地估计到自己诗作的局限，而把诗歌创新成就的宏大成就许给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作和他们共同开启的无限美好的未来。
我们作为后人并不希望对先人的功业过分溢美。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意见，每一代人只能完成自己所面对的使命、而把历史的进步留给后人，留给未来。1965年他写《昆明游西山》就这样说：
这不过是十五年/历史方向刚改变/山河大地开新面/还要再看几十百多年/那时节，博物馆里找我这诗篇/读者们将要议论加指点/瞧，当时多么平淡，多么朴素/哪及我们现在的富裕丰足/真个是后后胜前前
现在过了40年，人们已经完全可以体会出他的预见是正确的。而且如他所意料，人们对前人实践的批评变得更加严厉。这中间有一些是正确的，有一些则未必。我们党在第二、三个30年奋斗中确实走过一些弯路，人们的认识不可能不带有偏差，这些当然需要纠正。我父亲的诗作也有这样的情况。在60年代他谈及文艺的政治功能时曾经说过，文学要反映政治斗争的现实，但也不可以贴得太近，避免跟随现实陷入错误之中。他当时举的例子是电影《北大荒人》。现在看来，父亲有一些诗作因为与当时的政治贴得太近，确实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后果。这也是留下一点历史的启示。
1993年出版《陈毅诗词全集》的时候，我填了一首《人月圆》词，谨在此献上：
英雄史诗编成日，开卷是春华
铁流东向，旌旗血染，戎马生涯
青松晚节，献身宏业，建设国家
曲分三部，事传百岁，世纪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