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黨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探索
與國企改革的路徑選擇【4】

由於當時黨中央的工作重點是建立宏觀調控體系的基本框架，主要是進行財稅、金融、外匯、外貿、投資體制等方面的改革，規模非常宏大。因此，當時一是精力顧不上，二是產權改革的壓力太大，再加上產權爭論非常激烈，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工作困難重重等因素，導致了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難以推動。黨中央為加快改革步伐，提出了“抓大放小”戰略。“放小”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國有大中型企業處境困難，效益不斷下滑。到了1996年頭4個月，竟出現國有工業企業淨虧損的局面。（參見王忠禹：《國企改革攻堅紀實》（下），經濟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第830頁。）學界所流傳的“80年代企業的盈虧問題演變為90年代企業的生死問題”竟成為現實。此種局面的出現，固然有宏觀經濟環境變換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因素，但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滯后，當為主因。這也說明，產權問題是繞不過的坎。隻有實現體制上的突破，才能從實踐中推動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入。

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五大就承擔起理論創新的歷史使命。十五大報告鄭重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從而為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報告特別強調，要全面認識公有制經濟的含義。針對現代企業制度建立過程中關於所有制的爭論，報告申明，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針對國有經濟比重不斷減小帶來的質疑，報告強調，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國有經濟控制力和競爭力增強的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針對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進展艱難的現實，報告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報告認為，股份制作為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不能籠統地說它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要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報告還特別肯定了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相結合的股份合作制，為國有小企業改革的實踐正了名。

廓清了理論上的迷霧后，黨中央計劃用三年時間完成國企改革攻堅戰，以實現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脫困的目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國有大中型企業為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世紀之交，面對經濟全球化方興未艾、信息化和新科技浪潮洶涌澎湃的形勢，黨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企業“走出去”的大戰略，這也對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的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到2000年末，國有中大型企業三年脫困目標基本實現，並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我們黨打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競爭主體的工作勝利完成。至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得以初步建立。

以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為標志，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已從“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進入到“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首要理論問題，已進一步深化為“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怎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社會主義”。（有學者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的世界實踐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17年蘇俄成立到1992年，主要是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從1992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開始，主要是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參見冷溶：《科學發展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求是》2006年第14期。）無論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的宏觀方面來看，還是從國企改革的微觀方面來看，這一時期的經濟改革均呈現出體制轉型和變革中劇烈磨擦的特點。爭論仍然存在，但國企改革並未因此而止步。總體而言，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這段時期的國企改革進入到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新階段。在此時期，一方面國企改革強烈要求並有力支持了體制改革的理論探索﹔另一方面，理論的每一次突破都極大地推動了國企改革的進程。由此，這一時期的改革也由此呈現出二者強烈互動的鮮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