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的反摩擦斗爭【5】

和鄧寶珊將軍的交往

　　抗日戰爭期間，統一戰線中的各階級、各階層的政治態度是不盡相同的，有進步勢力、中間勢力和頑固勢力。對於頑固派，要針鋒相對，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而對於中間勢力，例如對那些地方實力派，那些願意同我們團結抗日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毛澤東歷來的主張是要採取團結爭取的政策。在延安的一些重要會議上，他反復闡明為什麼要這樣做。他還常對我說，隻要對方贊成抗日，對我友好，我們對他就要以誠相見，以禮相待。這裡，我要著重回顧一下當時我們同鄧寶珊將軍友好相處的一些往事。在這件事上，毛澤東不僅給了我許多指示，而且親自做工作，為我們團結爭取友好人士樹立了典范。

　　鄧寶珊先生是甘肅省天水市人，早年加入過同盟會。他和我黨許多早期從事革命的同志，如李大釗、劉伯堅等有深厚的交往。他在蘭州任國民黨新編第一軍軍長的時候，同我黨建立了十分友好的關系。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保護過我們的同志，並將他的女兒送來延安學習，參加了革命。抗日戰爭期間，他的部隊在榆林地區駐防，對於支撐北線抗日，維護邊區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了溝通聯絡，協防抗日，他在我邊區綏米葭吳清警備司令部的駐地綏德設立了辦事處，並指示所屬部隊要“維護邊區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護來往人員和物資的順利出入”。

　　一九三八年五月的一天，毛澤東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是據延安市負責同志向他報告，鄧寶珊一行數人，路過延安，住在南關附近的一家騾馬大店裡，市裡的同志邀請他住招待所，他一再謝絕。毛主席要我同他一道到騾馬大店去看望鄧先生。我一聽，喜出望外。因為我要經常同邊區周圍國民黨的一些高級將領打交道，對鄧寶珊其人，我雖然久聞大名，但是並沒見過面。有機會同他結識，對邊區今后的防務將是大有好處的。毛澤東要我隨他一起去看望，也正是考慮到工作的需要。我們走進騾馬大店的院子時，鄧寶珊聞訊迅速迎了出來。他身材高大，體格健壯，滿面笑容，同毛澤東一見如故，談得很融洽。隨后，毛澤東在交際處擺了幾桌酒席，請他吃飯。出席作陪的除我以外，還有李富春、周小舟等同志。毛澤東挽留他多住幾天，到各處走走、看看，對邊區建設多提寶貴意見。他很受感動，欣然改變了原先打算第二天就啟程的計劃，在延安逗留了有個把星期。這一次相識以后，他到西安、重慶等地開會，途經延安時，幾乎每次我都陪他去會見毛澤東等同志。

　　一九三九年四月，他由某集團軍副總司令改任晉陝綏邊區總司令。我給他打了一份電報，表示祝賀。電文一開頭就寫道：“茲值敵寇亟圖西犯之際，晉陝綏邊區，實為西北門戶，將軍能一韜虎略，聲威早著，今公坐鎮三疆，敵膽定寒。展宏獻而建奇勛，逐胡馬而奔漢北，可預期也。”給了他以很高的評價，並寄予巨大期望，表示雙方應更加團結一致，共同反擊日寇的侵略。

　　同年五月六日，他又路過延安，下榻交際處。當晚，邊區政府和留守兵團聯合為他舉行了歡迎晚會。他在晚會上講了話，除了贊揚邊區人民的吃苦耐勞精神，感謝邊區政府對他的熱情接待以外，還就加強團結講了這樣一段話：“我民族之前途有二：一存，一亡，欲存則全體應加強團結，因為隻有團結，才是抗戰勝利的基礎。要團結則大家都要說實話，彼此有不好的地方，要坦白的進行批評，要盡量設法消滅一切不必要的磨擦，這才是加強抗戰力量的辦法！”幾句真誠的話，博得了全場一千多人的熱烈掌聲。

　　六、七月間，我到綏米一帶河防部隊檢查戰備工作時，也到他設在榆林的總司令部去拜會過他，受到他的熱情款待。記得當時同我一起去的還有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朴教授。李教授是曾被國民黨政府非法迫害過的全國聞名的“七君子”之一，后來在解放戰爭初期又因爭取和平民主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於昆明街頭。那年他是專程到榆林去看望鄧寶珊將軍的，路過延安時，與我結伴而行。交談中，鄧寶珊將軍流露出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很不滿，而對我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陝甘寧邊區建設，表示擁護和贊賞。我對他能夠堅持抗日，堅持和我黨我軍友好的態度，也說了一些贊揚和表示感謝的話。雙方都同意團結對敵，遇到事情多商量，互相體諒，友好相處。

　　鄧寶珊手下當時駐榆林地區的還有國民黨第二十二軍軍長高雙成（立卿），兵力比較單薄，對我方也比較友好。到榆林時，我也去拜訪過他。

　　由於有這樣兩位友好的高級將領，陝甘寧邊區北部地區的摩擦事件，相對來說，就少得多。有時，個別下級軍官不大講理，與我軍發生了一些糾紛，也比較容易解決。例如，一九三九年冬天，鄧寶珊所屬的新十一旅第一團第三營一個姓宋的營長，率領士兵強佔我駐定邊縣城的警二團所屬騎兵營的三處營房，致起沖突，雙方開槍打了起來，各有傷亡，我騎兵營追到宋營營房內，並收繳了對方一部分槍枝。兩軍對峙，箭拔弩張，各不相讓，如不抓緊處理，很可能釀成一起極其嚴重的事件。

　　聞訊后，我立即致電鄧寶珊，根據警二團的報告，向他通報了事件發生的經過。電文的最后有這樣幾句話：“懇請速電制止，如將該營另調他處，以平公憤，並將敲詐人民、貪臟枉法、破壞團結、制造分裂、肇事凶犯之宋營長撤職嚴辦，以懲刁頑，而維法紀”。毛澤東審閱電稿時，將這段話全部劃掉，改寫成：“事件發生諒系宋營長受人挑撥所致。現在事態頗為嚴重，敬懇我公速電制止該營長，勿再尋舋，然后查明事實，合理處置，並可否將該營另調他處”。他還在電稿的旁邊加注提醒我：“肖：后面口氣太硬不好”。平常，對於鄧寶珊，我還是把他同國民黨的其他將領區別對待的﹔但當上述定邊事件發生后，我正在氣頭上，對口氣這樣生硬的話，也都沒有改動。直到看了毛澤東修改的地方和提醒我的話，仔細想了想，才認識到自己的粗心和意氣用事。從這件事上，也反映出我對於毛澤東經常講要努力爭取中間勢力，不同對象要區別對待等指示，還理解不深。如果毛澤東不把最后那些指責和帶命令口氣的話，改得比較緩和，鄧寶珊先生看了，很可能勃然動怒，至少是心裡會不高興，定邊事件的處理，就可能節外生枝，遷延時日。

　　事態的發展，完全証明了隻有象毛澤東這樣，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才是解決問題的最有效辦法。鄧寶珊收到我的電報后，果然態度很友好，回電主張和平解決，並建議雙方立即派代表到當地去查明處理。我方派賀晉年為代表，到達定邊后，會見了鄧寶珊派出的代表王參謀和當地駐軍陳團長、徐縣長等人。對方態度友好，召開了歡迎大會，並承認事情的發生，首先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部隊軍紀敗壞，領導無方，預先不通知，就佔駐我營房造成的，表示要將宋營長調防，希望雙方友好相處。賀晉年經過調查了解，証明事件的發生，確實是由於對方個別下級軍官的不友好行為所引起，而不是來自上面有意制造的摩擦事件。現在雙方意見基本一致，只是在“誰先開的第一槍”等個別問題上，各執一詞，事情發生在黑夜，一時也難以查清。對方態度好，我們就更加嚴格要求自己的部隊，將所收繳的對方的槍枝和其他物品，如數送還。同時要求部隊認真總結一下這次事件的經驗教訓，看看以后處理類似事件，不用武裝沖突，是否還有別的和平解決的辦法。我在發給駐定邊部隊領導同志的一份電文中，陳述了這些意見。毛澤東在審閱這份電稿時批示：“很好，照發。”后來，我把賀晉年調查處理這一事件的詳細情況，如實向鄧寶珊作了通報，並對他能夠秉公處理，不使事態擴大的公正立場表示贊賞和感謝。毛澤東審閱時又作了批示，要我把這份電報迅速發給鄧寶珊，很快了結這一事件。就這樣，在毛澤東的具體指導下，一場風波迅速平靜下來了。當國民黨西安天水行營打電報來，要我報告定邊事件的發生和處理經過時，我在回電中隻用了“現已合理解決，和好如初”等幾句簡單的話，就算作了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