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的反摩擦斗爭【6】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

　　從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年初，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我們勝利地打退了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並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將抗日戰爭以來各個根據地堅持統一戰線，進行反摩擦斗爭實踐進行總結歸納，從理論上透徹地闡述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以及“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等黨的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我們這些親身參加了反摩擦斗爭實踐的同志，聽了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倍感親切，也十分心悅誠服。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對於以后指導各抗日根據地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的團結和斗爭問題，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陝甘寧邊區的摩擦和反摩擦的斗爭並沒有止熄。然而，有了黨中央制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親自指導，在以后的斗爭中我們更感到得心應手了。

　　一九四○年春，黨中央派我和王若飛一起去秋林鎮與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談判。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軍進佔太原以后，閻錫山率領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后來連同他的大本營一起撤過黃河，到了秋林鎮安營扎寨。他在這裡坐鎮指揮，不積極抗日，卻揮舞起屠刀，指揮部隊殺向我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正當各地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緊急關頭，他也密鑼緊鼓，制造了“晉西事變”，集中兩個軍又四個師的兵力，企圖消滅我決死隊。我軍英勇反擊，於翌年二月底，全部肅清了晉西北地區的頑軍，給了閻錫山以迎頭痛擊。在這種情況下，我黨又主動建議談判，他被迫同意了。

　　離開延安時，毛澤東交給我們一封致閻錫山的親筆信，並對我們說，你倆去給閻錫山講清楚，我們共產黨是誠心實意要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嘛，你們為什麼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殺人掠地，讓日本強盜高興呢？抗戰初期，你閻錫山同我們合作得還可以嘛，為什麼現在又跟著蔣介石的指揮棒轉，同我們過不去呢？我們也不是好惹的，請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我們到達秋林鎮時，開始閻錫山自己不露面，卻派了一伙人來糾纏、圍攻我們。有的自稱是新聞記者，但到底是些什麼人，一時哪裡搞得清楚！他們用挑舋的口吻，向我們提出一連串問題，要我們回答。這顯然是在有意刁難我們。對於一些不懷好意的發問，我們根據事實，嚴詞予以駁斥﹔對於那些不便明說的問題，我們也隻好使用外交辭令，來它個“無可奉告”。我們堅持要與閻“長官”面談，面交毛澤東的親筆信。這樣，閻錫山才不得不出來見我們。他在閱讀毛澤東的親筆信時，神情顯得非常緊張。毛澤東在信中寫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四句話。他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一下，改成“我必自衛”。在原則問題上，我們當然不會輕易讓步。事后，當我們回到延安向黨中央匯報時，毛澤東曾經斬釘截鐵地說：一個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堅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次談判，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果。我們把毛澤東交代的那些話，都對他說了，嚴肅地批評了他制造“晉西事變”的罪惡行徑。經過談判，他接受了我黨主張，達成了不再進攻我八路軍防地和陝甘寧邊區的君子協定，同意雙方繼續派代表具體協商聯合抗日和劃分防區的細節問題。隨后，雙方代表經過多次談判，確定在山西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晉西南與晉西北的分界線，晉西南為閻軍活動區域，晉西北為八路軍活動區域。這些協議，減少了摩擦。對於當時的團結抗日，對於邊區的鞏固，卻是有利的。在這以后，閻錫山的反共活動收斂了不少，正如毛澤東所說，在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閻錫山又成了中間勢力。

　　一九四○年三、四月間，國民黨第九十軍突然在黃河東岸、山西境內的大寧、蒲縣一帶集中。陝北人民紛紛揣測，有的說是該軍將開至中陽、石樓一帶，以便偷渡黃河，襲取我邊區綏德地區﹔有的說是該軍即將從大寧、永和渡河進攻邊區。我們得到的情報也証明，對方不懷好意。大軍壓境，一觸即發，形勢非常緊張。當我們正在商量對策的時候，毛澤東以“八路軍河防兵團政治部”的名義，親自起草了《八路軍致友軍九十軍書》。他在這封公開信中寫道：“貴軍乃抗日軍隊，其任務應為抗日，而絕不應是進攻邊區。敝軍擔任河防，與日寇隔河對戰，久歷時日，雖無奇功，幸告無過，亟願與貴軍團結一致，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共殲敵偽，復興我中華民族，絕不願與貴軍及任何友軍進行內戰。蓋當此之時，凡槍口對內者，為民族罪人，國人絕不同情，貴我兩軍均是明白的。”信的最后，與對方約法三章，建議雙方互派聯絡人員，互相交換抗日情報，友好相處。電文起草后，毛澤東給我寫了一封短信，告我如何散發這封公開信。信中沒講什麼道理，但從中可以看出他考慮問題的周密細致，看出他指導反摩擦斗爭是何等具體，使我深受教育。下面便是這封信的全文：

　　肖主任：（一）此件即鉛印五百份。（二）印出后以一份郵寄山西蒲縣九十軍李軍長，以三份分寄山西蒲縣探投九十軍六十一師，五十三師，一○九師師長，以一份寄延安國民黨縣黨部，以五十份寄鄜縣囑於（注：可能系“其”字的筆誤）散發於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鄜縣商人，以二百份寄兩延河防部隊，囑其分送吉縣，大寧，永和之商人農民晉軍及大寧一帶之中央軍，以二十份寄秋林王英英囑其散發，以一份交新中華報登報並發廣播，以一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發於警備區及分寄石樓中陽一帶。速辦為要！

　　毛澤東

　　四月一日

　　公開信散發並登報、廣播后，黃河兩岸，邊區內外，一傳十，十傳百，“九十軍要進攻邊區了”的訊息，不脛而走。頑固派當時的心理狀態是：想反共，但又害怕別人公開指責他反共﹔不想抗日，但又還害怕丟掉抗日的旗號。毛澤東寫這封公開信，正是抓住了對方的這個要害，用造成強大輿論的辦法給對方施加壓力。這樣一來，我們佔了主動，九十軍不能不有所顧忌，便沒敢輕舉妄動。一場眼看要發生的重大摩擦事件避免了！

　　國民黨的新十一旅一直駐防在三邊地區。他們與當地我軍長期相安無事。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具體時間記不確切了），我方突然得到情報，說是國民黨的新二十六師何文鼎部被調南下，准備進攻邊區。具體步驟是：該部先攻佔邊區的定邊縣，再攻佔定邊、鹽池，然后配合南邊從關中北上的軍隊，南北夾擊，會攻延安。顯然，反共頑固派在醞釀著一個大的陰謀。為了及時制止事態的發展，我們又開展了一次強大的宣傳攻勢。一方面向邊區軍民廣泛揭露頑軍的陰謀，動員大家提高警惕，嚴陣以待﹔一方面給朱紹良、傅作義、鄧寶珊、高雙成、胡宗南、蔣鼎文等人，連續發了十多份電報，大聲疾呼，有的電報是用“萬萬火急”的特急電發出的。毛澤東同志在修改電文時，反復強調這樣幾點：一是指出這一陰謀如果付諸實施，“則不獨三邊糜爛勢難避免，即國共關系亦難保不受嚴重之影響”﹔二是指出“三邊地方安謚，無增兵之必要，糧草奇缺，無駐大軍之可能，逆而行之，必有后患”﹔三是嚴正聲明，“如何師不惜決裂，則蔽部唯有堅持自衛立場”。

　　鑒於形勢實在嚴重，在展開宣傳攻勢的同時，毛澤東同志指示我，迅速把一支實力相當雄厚的部隊調到了三邊一帶，加強了與對方抗衡的力量，並在致對方的電報中公開申明：何師無故南下，我軍不得不防，這部分兵力調動，完全是為了自衛。如何師停止南下，我部也一定很快返防。對方見無機可乘，又自感理虧，加上鄧寶珊、高雙成等從中斡旋，又一次可能危及整個邊區安全的陰謀也被粉碎了！

　　盡管如此，在有的地方，頑固分子的某些陰謀，還是暫時得逞了。如關中的店頭鎮和淳化縣城都是在這之后相繼被頑軍攻佔的。

　　在發動武裝進攻的同時，國民黨頑固派也在拼命制造輿論，企圖把破壞團結、分裂抗日統一戰線的罪責加在我黨我軍身上。一九四○年二月國民黨天水行營政治部編印了一本《中共不法行為及破壞抗戰事實紀要》的小冊子，完全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胡說什麼摩擦事件是由於我黨我軍的“不法行為”引起的。為了揭破頑固派的欺騙宣傳，讓各界人民明了事實真相，毛澤東、王稼祥等決定，針鋒相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於同年四月，以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的名義，將當時我們已經獲得的六個國民黨黨內文件，集印成一本小冊子，公開發行。這六個國民黨文件是：《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異黨問題處置辦法》、《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小冊子的書名是《摩擦從何而來》，書的扉頁寫了一篇《引言》，其中寫道：“摩擦之發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為之指導，已為事實所証明”。“本書所利用之《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文件，即系最好之說明。”“我們發表此等事實材料之目的，不僅為將社會人士所關心之摩擦問題的真相披露，且為希望頒發此等文件和發動此等事件之有關方面，為民族國家利益打算，以抗戰團結為重，正式取消此等文件，認真制止此類事件”。事實最有說服力。這本小冊子一發行，各界人士恍然大悟，疑團頓釋﹔反共頑固派則氣急敗壞，手忙腳亂，狼狽不堪。

　　一九四○年夏天以后，陝甘寧邊區周圍稍微平靜了幾個月。當時許多同志真誠地希望國民黨當局會從此改弦易撤，以民族解放事業為重，不再干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事。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暫時的平靜掩蓋著一場新的更大的風暴。從這年九月開始，頑固派構筑包圍邊區的碉堡封鎖線，歷時八、九個月，才大體完工。這條封鎖線，西起寧夏，南沿涇水，北接長城，東迄河濱，綿亙數省，其規模之宏大，有類萬裡長城﹔而其縱深寬度，且凌駕於當時馳名全球的馬奇諾防線之上。封鎖線分為五道，每道之間相距數十裡，整個封鎖線的縱深達百裡以上。每道封鎖線由一個接一個的碉堡群所組成，每個碉堡群，有一至二個母堡，還有許多個子堡。碉堡群多構筑於可通行之道路、開闊地或制高點。每座碉堡大的可容一連人，小的也可容一排人。碉堡的形狀有圓的、四方的、六角的、八角的，有二層、三層的。每座碉堡的周圍有一道道散兵壕、外壕和鹿砦。各個碉堡群之間，有戰溝相通。這種戰溝寬約丈余，車馬可通。其工程之大，並不亞於碉堡本身。碉堡縱橫交錯，密如蛛網。例如洛川至中部縣相距不過八十裡，第一道封鎖線的碉堡就有五百十八座之多。以后的實踐說明，這大規模的構筑封鎖線是頑固派的一種新的磨擦方式，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利用這條封鎖線，在軍事上加強警戒，阻撓行人通過，發現邊區工作人員外出，不是捕捉，便是射擊﹔在經濟上對邊區進行封鎖，禁止一切物品進入邊區。對於一般商人、腳戶，也不放過。除了公開扣留、沒收其人畜、財物以外，還縱容兵匪沿途搶劫，以至行人裹足，交通斷絕。但是，頑固派構筑的這一個個碉堡群，終究無法阻擋住歷史前進的步伐，相反，倒成了他們反共反人民的罪証！

　　在加緊構筑碉堡封鎖線的同時，反共頑固派對邊區的武裝進攻，也並沒有停止。僅一九四○年十一月，駐關中地區的國民黨預三師等部，就向邊區境內發動了七、八次進攻，強佔了近二十個村鎮。我軍在“皖南事變”中遭受到嚴重損失的消息傳來以后，他們更加得意忘形，氣焰囂張。洛川的國民黨軍政當局，竟在我邊區大門口召開軍民大會，慶祝他們血腥屠殺我新四軍官兵的“偉大勝利”。有位軍長召集聯保主任訓話時，還不加掩飾地叫囂：“寧亡於日，不亡於共。”“皖南事變”的硝煙未散，國民黨一○九師的三二七團，便配合保安二旅等部，於這年一月底二月初，先后兩次發起進攻，強佔了我鄜縣的姚渠等地。按當時統計，在大約三年的時間內，頑固派通過發動兩次反共高潮，先后侵佔了我鎮原等四座縣城和為數不少的村鎮，打死打傷我軍八百余人，給邊區軍民帶來了嚴重損失。但是，在邊區軍民的英勇反擊下，頑固派不僅在政治上喪失了全國的民心，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在軍事上也沒有佔到多少便宜。邊區軍民共消滅頑軍二千余人，繳獲槍枝三千四百余支。給予頑固派以應有的回擊。

　　一九四○年底，毛澤東同志寫了《論政策》的黨內指示，全面論述了黨的統一戰線的政策，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勢下，我們的政策有決定的意義”。“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又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斗爭兩方面的政策。”在毛澤東同志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指引下，一九四一年五月，留守兵團對於反摩擦斗爭的得失和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使全體干部結合斗爭實踐，受到一次生動的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教育。與此同時，我還寫了一篇文章，揭露了兩年多來國民黨頑固派在陝甘寧邊區制造的摩擦事件，譯成外文，向全世界人民披露事實真相，以駁斥頑固派的造謠中傷。文章的題目是《談陝甘寧邊區的形勢》。全文約四千字，在比較全面地敘述和分析了邊區周圍頑固分子在各個時期制造摩擦的主要方式、特點和一些重大事件以后，還嚴正申明：如果頑固派繼續執迷不悟，挑起事端，我方隻有被迫自衛。毛澤東、張聞天等審閱和認真修改了這篇文章。毛澤東把文章后面的一段話，即“那末，我們必然以武裝力量，配合飽經斗爭的有組織的民眾，給他們（注：指頑固派）以應有的教訓，我們完全有把握和他們作持久的斗爭，並予以有力的回擊”。改寫成：“那末，也沒有別的法子可想，唯有准備自衛，予進攻者以堅決的反擊。但這完全是不得已的，隻要反共派稍有覺悟，我們仍准備同他們言歸於好。”這樣一改，語氣既堅決，又很策略。看完全文，大概毛澤東覺得言猶未盡，又增寫了這樣一段話：“勁光留守后方，責任重大，為使前線戰士安心抗戰起見，對於反共派搗亂后方之行為，不能不採取自衛步驟，用以保護后方之安全。反共分子的內戰計劃，將喪失全國的人心，我相信，他們的計劃是必然要失敗的。”文章經余光生譯成英文發表，並對外廣播了。

　　一九四一年夏季以后，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陝甘寧邊區周圍雖然再沒有發生重大的軍事沖突，但是，小的摩擦事件卻仍然到處發生。到了一九四三年五月，形勢又急轉直下，國民黨乘共產國際解散之機，狂叫“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調集了六十萬大軍，准備分九路閃擊延安﹔同時准備對華北、華中八路軍、新四軍發動進攻，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黨中央、毛澤東親自領導邊區軍民，運用各種方式，對國民黨發動強大的政治攻勢，同時抽調部隊，大大增強了邊區的防御力量，終於迫使頑軍改變了大規模進攻邊區的計劃。這時，我雖然還在延安，也參予了一些工作，但由於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已經成立，按照聯司首長分工，對於反摩擦斗爭，我已經不負主要責任，詳細情況就不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