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的反摩擦斗爭

○肖勁光抗日戰爭期間曾任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執掌陝甘寧邊區的防務。

○毛澤東聽了，非常生氣地說：我就坐鎮清涼山，哪裡也不去！

○在邊區境內各縣，他們派駐有縣長、縣黨部和保安隊，在綏德地區還派了一個專門制造摩擦的專員。

○陝甘寧邊區境內各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同時存在著由我邊區政府委派的縣長、政府工作人員和由國民黨省政府委派的縣長、政府官員兩套政權班子。

彭總對程潛說，那些制造摩擦的“頑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衛，比公開的汪精衛還壞”。

○有位軍長召集聯保主任訓話時，還不加掩飾地叫囂：“寧亡於日，不亡於共。”

斗爭形勢和有利條件

　　摩擦與反摩擦斗爭，是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斗爭的特殊形式。這一斗爭之所以不可避免，在於階級矛盾的客觀存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矛盾是錯綜復雜的。起主導作用的是中華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但是由於國民黨主要領導集團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並沒有放棄反共反人民的立場，階級矛盾依然存在，並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很尖銳。這就是反共頑固派制造摩擦的根源。反共摩擦既不可避免，我黨我軍的反摩擦也勢在必行。因為它不僅直接關系邊區的鞏固和安全，也直接關系著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否堅持，關系到全民族抗戰的根本方向，這是一個原則性、政策性都十分強的問題。

　　對於抗日戰爭中正確處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國共兩黨的關系問題，在我們黨內是經過一番思想斗爭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在確定動員一切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組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的同時，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指出，我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立場要堅持高度的警惕性。同年十一月，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他又著重論述了這個問題。針對當時黨內一度右傾思想抬頭，他號召全黨都不要忘記陳獨秀投降主義導致革命歸於失敗的血的教訓。他的這些思想，后來就發展形成了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始終堅持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和“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基本方針和策略。在這年年底，剛從蘇聯回國的王明，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從極“左”一下子跳到極右，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專題演說，批評黨的正確主張，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這以后，他還到處散布這一套錯誤理論。有一天，王明在延安的一次並沒有國民黨人在場的群眾大會上講話，一口一個要“服從蔣委員長”，引起同志們的反感。有些同志邊聽邊掰手指頭計算著，他這次講話竟然喊了二十五個“蔣委員長”。不久，他到武漢工作，幾次提出要把黨中央搬到武漢去，不主張建立農村根據地，不要獨立自主的武裝斗爭。一九三八年九月，黨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聽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他不僅推故不參加，反而無理要求把六屆六中全會搬到武漢去開。毛澤東聽了，非常生氣地說：我就坐鎮清涼山，哪裡也不去！這次全會認真清算了王明的右傾言論，統一了全黨的思想。毛澤東在為會議作結論時，深刻地剖析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類錯誤口號的實質，明確提出：“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領導各抗日根據地和全國人民實行抗戰的大本營，又是八路軍的總后方。對此，反共頑固派又恨又怕。八年抗戰中，他們在邊區內外制造的摩擦事件，幾乎沒有一天中斷過。在他們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每次都把矛頭指向陝甘寧邊區，尤其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更是把進攻陝甘寧邊區作為他們反共的一個突出重點。據不完全的統計，從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四年春，頑固派對邊區發動武裝進攻二百七十五次，搶劫騷擾四百五十七次，暗殺、誘逃、拘捕人員二百九十五次。

　　當時，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的南邊、西邊、北邊駐有四十多萬大軍，計有十九個步兵軍和兩個騎兵軍，還有地方武裝三個保安旅和十七個保安隊。其中勢力最雄厚也最頑固的是蔣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隊。這麼龐大的兵力，不用於抗日，而是用來封鎖和破壞邊區。在邊區境內各縣，他們派駐有縣長、縣黨部和保安隊，在綏德地區還派了一個專門制造摩擦的專員。此外，他們還派遣大批特務，潛藏在邊區境內破壞搗亂。毛澤東在一份電文中曾經這樣寫道：“謀我者處心積慮，百計並施，點線工作布於內，武裝摧殘發於外，造作謠言，則有千百件之情報，實行破壞，則有無數隊之特工。”這種嚴峻而又復雜的斗爭形勢，使我們產生了“山雨欲來”的強烈預感。

　　要應付這種局面，當時我們的困難是不少的，例如，防線長，兵員少，武器彈藥缺，河防和剿匪任務繁重，等等。但是，我們也有不少有利條件，除了有邊區政府的密切配合和邊區人民的支援以外，一個最優越的條件就是：我們是在黨中央身邊，斗爭中遇到什麼難題，隨時可以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報告，得到最直接的指導，和強有力的支持。

　　當時，我是名正言順的國民政府任命的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執掌陝甘寧邊區的防務，所以，在處理陝甘寧邊區的摩擦事件中，和國民黨方面打交道的直接出面者是我，給國民黨軍政大員發電報交涉也大多是用我的名義。那些發給上至蔣介石、程潛、胡宗南，下至國民黨的師長、專員、處長的電文，以及有關反摩擦斗爭的聲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親筆修改的，其中不少還是他親自起草的。這使我有機會直接學習毛澤東偉大的戰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爭藝術，受到終身難忘的教益。這些珍貴的文電手稿共有一百四十多份，我曾將它們裝訂成冊，從延安帶到東北，從東北帶到湖南，從湖南又帶來北京，在身邊珍藏了三十多年。這三十多年中，這兩冊文稿跟隨我經歷了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也經歷了十年內亂。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我才把這些文稿上送給毛澤東。我在同時附上的信中寫道：“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領導下工作八年之久，這是我一生革命經歷中受主席教誨最經常、最深刻的一個時期”，“這兩本文稿，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是重要的歷史文獻。我已七十有三，一旦由我失落，是無法彌補的損失。經過反復思忖，我決心把這兩本文稿，敬呈主席，以盡心意。”現在，這些文稿在中央檔案館保存著。

　　今天，在回憶自己一生走過的革命道路的時候，我感到很有必要把自己的這段難忘的經歷如實記下，把我對毛澤東指導反摩擦斗爭的所見所聞詳細地介紹給大家，以圖使我們的子孫后代從中體會我黨在抗日戰爭中為維護統一戰線的卓絕努力，從中體會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漚心瀝血所作的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