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3】

三、讲话的两个版本及与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关系

从文献传播的角度看，讲话主要存在两个版本，一个是1965年底党内印发的版本，一个是1976年底公开发表的版本。对于两个版本的来源、依据和差别，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得以明确。关于《论十大关系》的注释条目对1965年版本有如下说明：“当时印发的《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四月二十五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的内容，如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对斯大林的态度等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评；对我国国内工作中过高地估计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工业，以及在行政措施上照搬苏联的作法等缺点的批评，没有整理进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35页。)而1976年版本源于1975年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时的整理稿，是“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最后在胡乔木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讲话的主要精神（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35—236页。1976年底《论十大关系》讲话公开发表后，因为与之前版本的差异，一些海外研究者对新增内容真伪性有所猜测，注释本对整理过程的说明解决了这一问题（参见〔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比较讲话的两个版本，虽然文字多有不同，但核心差别是两点：一是大量的以苏为鉴，乃至批评苏联的内容在1965年版本中被删掉了；二是1976年版本的文字更简洁，减少了口语化的句式，增强了理论性和逻辑性。这两点符合两个版本整理和发表时的环境和整理规律。但还有一点，决议注释本未及提到，即两个版本在主题句上有明显的文字差别。两版本的第一自然段均用了两行文字交待讲话由来，说明《论十大关系》是政治局听取部门工作汇报的总结。1976年版本第二自然段起首是：“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0页。)1965年版本第二自然段是一句话：“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论十大关系》（中发〔65〕751号文件），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66年4月6日翻印。)那么，哪一种是毛泽东讲话原来的表述呢？

中央档案馆曾经公布过《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首页）的影印件，其内容与1965年版完全一致(《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1058页。)，这似乎可以断定1965年版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确实出现在毛泽东讲话的主题句中。但这里仍存一点疑问，即若这一判断成立，则意味着1975年整理讲话时将这句话删去，而这于理不通。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是仍然得到肯定和坚持的路线。直到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公报仍明白宣称：“全会认为，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2页。)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收入《论十大关系》，题解中明确说：“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里已经直接认为讲话提出了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没理由把讲话中本有的相关表述删掉。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1975年整理时依据的是更原始的记录稿，其中并没有“多快好省”的相关表述，而前述公开的影印件则是一个整理过的记录稿，“多快好省”表述是整理中加进去的。这一点，还可以从多快好省总路线形成的过程中得到一些佐证。

1955年底，毛泽东就说过合作社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1956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也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多快好省”提出的过程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61—662页。)，但《论十大关系》讲话时，“多快好省”还没上升到“路线”的高度，讲话也没有和“多快好省”形成直接联系。根据现有文献，这种联系是从1958年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开始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作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规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99—300页。)对于从《论十大关系》讲话至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后来有过更明确的叙述。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谈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

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表述都较准确地反映了《论十大关系》讲话和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关联。1956年《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把多快好省作为指导思想，但在其思想发展中，《论十大关系》为提出多快好省总路线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策起点。毛泽东自己后来也是更多地从调动各种力量、多快好省的角度来阐释《论十大关系》讲话。这也是1965年版本“多快好省”被整理进讲话主题句的原因。所以，虽然毛泽东原来讲话中可能并没有提到多快好省总路线，但由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变化，在后来的发展中，《论十大关系》确实长时期与多快好省总路线相联系，被纳入多快好省总路线中来解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