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5】

五、公开发表与历史地位的界定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举行。这次会议是在粉碎“四人帮”的特殊背景下召开的，其实是一次全国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也是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首次面对全国的干部。《论十大关系》是这次会议集中学习的文件。华国锋在会议上说：“我们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当认真地深入地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提出的基本方针，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会议就是贯彻执行这样一个基本方针，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即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3周年纪念日，《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论十大关系》成为揭批“四人帮”、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掌握《论十大关系》这个强大武器，就可以把‘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许多谬论打得粉碎，就可以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大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任竹：《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热烈欢呼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9日。)《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随后成为当时“学好文件抓住纲”中要学习的两大文件，“要首先认真学好两个重要文件。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都应当自己带头学好，真正吃透文件的精神，着重领会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华主席讲话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1977年在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习和宣传《论十大关系》的运动。检索《人民日报》数据库，1977年全年《论十大关系》出现406次，而从1957年到2000年，《人民日报》提到《论十大关系》也只有597次，可见当时对这一文献的宣传和学习确实盛况空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论十大关系》仍是一个时期内被突出强调的毛泽东文献，但地位界定有了些变化。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论十大关系》是唯一一篇被提及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5页。)。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一次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首次把《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八大的主要文献并列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论十大关系》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3页。)。负责起草叶剑英讲话的胡乔木在情况说明中说：“这次稿子把这个问题说得明确了，说毛主席的两篇重要著作和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请大家注意斟酌一下。”(《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页。)胡乔木的这一论述，对新时期《论十大关系》地位的再界定有重要意义。不过，叶剑英国庆讲话对毛泽东主持制定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仍予以充分肯定。到了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已经认为“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对《论十大关系》的定位是：“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3、18页。)。至此，《论十大关系》脱离了与多快好省总路线的联系，形成了今天的文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