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4】

四、讲话与八大政治报告的关系

党史中有一个比较成熟固定的说法：“《论十大关系》提出以后，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就确定以这个报告的精神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391页。)《毛泽东传》指出，八大政治报告原来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前面提出的讲话与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复杂关系也提醒我们对这个说法要有进一步认识。《毛泽东传》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有两条。一是主持并作八大政治报告的刘少奇曾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明确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二是曾参与起草工作的邓力群的回忆：“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做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毛泽东传》（四），第1475页。)如果把这两条证据涉及的史料深入分析，发现背后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直接。

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和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会上的工作报告经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其中提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论十大关系》等著作的巨大作用是“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的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一个巨大的跃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00页。)。这里是从推动巨大跃进的角度肯定《论十大关系》讲话。八大政治报告一再说明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贯彻积极稳妥的建设方针，当然不应当是在从这种角度理解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指导下形成的。

邓力群在其回忆录《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中，则有文字略显差异的版本。其中说，刘少奇四月的那个晚上布置任务，明确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61—62页。。不过，同篇文章中还有需进一步解读的文字。其中提到，1956年8月中旬，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出来后，刘少奇请薄一波来提意见，“一波同志来了以后，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加上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我们吸取一波同志的意见加上了，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66—67页。)。如果两段细节回忆都是真实的，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在四月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作为起草报告的指导思想后，报告仍然更多地强调反右倾保守，而非反急躁冒进。二是当时起草人员理解的《论十大关系》更多的是在反保守方向上，而非反冒进方向上。在更早一些的另一个材料中，邓力群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说明：“‘八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原来一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起草的，反对的就是右倾保守的倾向。到了陈云同志、周恩来同志提出，五六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才在‘八大’报告中写进了反冒进的内容，到定稿时确定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这么一个方针。”邓力群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7月7日）。在这里，《论十大关系》被直接和反右倾保守划了等号。综合邓力群的回忆，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曾经在内部明确过以《论十大关系》讲话作为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当时仍主要还在反保守的范围内，而且时间也不长，至1956年年中确立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后，八大报告起草的思想就被扭转了过来。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当时党内就是在反保守的方向上理解《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呢？也不尽然。邓力群的回忆多少会受到之后《论十大关系》讲话长期与多快好省总路线相联系的影响，而加强了讲话反保守的印象。事实上，《论十大关系》讲话本身既包含了快速推进国家建设的意愿，也包含着理顺关系、综合平衡的思想。讲话中提出的众多强调综合平衡的思想在八大报告中都有明确体现，只不过这种影响并不一定能够上升到指导思想的程度。我们看到，八大政治报告不仅没有说明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甚至都没有提到《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实际上，不仅是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在毛泽东的开幕词、周恩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乃至其他代表的大会发言中，均没有提到《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作为指导思想的文献在整个会议期间从未被提及，这是很难说通的。所以直接简单地说八大政治报告是以《论十大关系》讲话为指导的，看来并不妥当。这一说法在党史中被重视和强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论十大关系》和八大路线一起被当做中共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正确方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党的八大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一章的开篇即说：“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和开辟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这个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375页。)，从而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二者的直接因果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