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

〔摘要〕在学术界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研究中，对文献本身的形成和传播的研究仍未尽充分，一些基本史实与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论证。对于《论十大关系》，不能只从毛泽东本人对文献的认识与阐释来评判文献的地位、意义，而是要结合文献的实践和传播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文献的阐释、发展来形成判断。通过对《论十大关系》形成和传播相关史实和观点的补充和辩证，重建文献的背景和语境，不仅有助于对文献本身有更准确地把握，也会使我们对中共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曲折与艰辛有更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史实；观点；补充；辩证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80页。），是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也是党的理论文献名篇。不过，在理论学术界可称蔚然大观的《论十大关系》研究中（《论十大关系》研究的概略性评述参见柳建辉、潘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论十大关系〉研究述要》，《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对文献本身形成和传播的研究仍未尽充分，一些基本史实与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论证（对《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的认识，目前主要依据三个文献：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初版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85年的修订版仅有极个别文字变动），其中的《论十大关系》注释条目，披露了该讲话两次整理及公开的经过。二是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初版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人民出版社1997年的修订版相关内容无变动），记述了《论十大关系》讲话前毛泽东的调研过程，补充了两次整理稿未收入的内容。三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初版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六卷版相关部分有增改），详细记述了毛泽东听取34个部委及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的谈话情况。本文的讨论主要建立在这三个文献基础之上。）。

一、1956年4月25日至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有两个广为周知的史实：一是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两个月时间，集中听取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二是在听取汇报后，毛泽东于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依据这两个史实，我们较容易地建立起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判断（《毛泽东传》相关部分在详述毛泽东的调研情况后，引用了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中的一句话：“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来转到对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的叙述。参见《毛泽东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46页。）。事实上，《论十大关系》确实有着水到渠成的一面，但也有着曲折反复的一面。在4月25日至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后一点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十大关系讲话有即兴和仓促的特点。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毛泽东传》（四），第1446页。）。毛泽东讲话的仓促特点可以从以下事实得以佐证：在讲话的前一日，即4月24日，在听取李富春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的概括还是“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毛泽东传》（四），第1445页。）。《毛泽东传》在引用相关档案纪录后说：“毛泽东不久又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毛泽东传》（四），第1445页。）其实，不是“不久”，而是在第二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十大关系，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党和非党、革命与反革命、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等四个关系。这当然不是说毛泽东对新增的四个问题，此前没有思考，只是说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概括还是相对仓促的。从后来的文本看，新增的几个关系在论证时没有遵循和前面同样的逻辑。特别是后三点，所拟小标题和所述内容也不尽符合。实际上，毛泽东讲话题目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十大关系，次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传达讲话时，仍说“主席报告的总题目是‘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话的报告》，《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其二，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建设速度问题上产生了明显分歧。自1955年底提出反保守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实际上，毛泽东在召集34个部委汇报时，各部和计委都是按照反保守方针提出后修改的指标汇报的。在听取汇报中，一些实际情况确实使毛泽东的头脑相对冷静下来(毛泽东在1957年曾说过听汇报期间他的思想变化：“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42页。)，但也有一定限度。所以，在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面在讲话中强调综合平衡，一面对高速度抱有很大热情。当他在会上听到参加会议的有些省市负责人反映，今年增产大有希望，现在大搞基本建设的风气已经过去的情况后，他又提出1956年预算追加基建投资20亿元的建议。而周恩来等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虽曾一度附和毛泽东提出的反保守方针，但很快就要面对实践中由冒进而带来的紧张局面，从1956年2月起，已经注意纠正冒进倾向。毛泽东的建议自然未能得到周恩来等的认同。对此胡乔木回忆说：“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周恩来传》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27页。)。对于提出十大关系前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观点的差异，金冲及曾说：“有一次，我到乔木同志那里去谈到：把《论十大关系》重读了一遍，跟周恩来在这前后的一些讲话相比较，觉得两人在思路上有点差别。《论十大关系》中没有着重谈知识分子问题，没有谈科学技术问题，他侧重于怎么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多种关系，热气腾腾地把国家建设搞上去。”(《话说毛泽东——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1页。)中央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上体现的建设思路差异，使他们对《论十大关系》这一讲话的理解和阐释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