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界关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述评【2】

2.从印度的角度而言，美国学者大致认为有以下原因：

（1）西藏叛乱使印度面临控制喜马拉雅山通道的问题，这使得原本友好的中印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0页。）。有学者指出，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后，中国进驻西藏，镇压暴乱分子，而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寻求“政治避难”，然后指控中国“镇压”，“使新德里的政治气氛变得异常燥热”。在此背景下，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拒绝了周恩来的谈判建议，采取了“前进政策”，最终遭到中国的反击。（〔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56—159页。）

（2）印度认为中国国内问题严重，不能阻止印度的“前进政策”。战前，中国国内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如1958年“大跃进”运动留下的严重后果，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出现的自然灾害等。在尼赫鲁看来，“这些问题似乎严重得足以阻止中国对外实行冒险主义”，因此中国不会使用暴力来对付印度的“前进政策”。这就促使印度继续冒险，最终招致中国的反击。（Steven A.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120—121,p.163.）

（3）战前印度国会和新闻界对尼赫鲁政府施加压力，推动对华强硬政策。1962年7月，中印军队在阿克赛钦地区发生小规模冲突后，印度国会和新闻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变得“普遍好战”，使得尼赫鲁政府与中国政府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完全消失，最后导致战争。（Allen S.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p.160,p.112.）

3.从中、印两国共同角度而言，两国领导人的边界划定观念存在差异，导致战争的爆发。

印度独立后，其领导人决心“建立起历史性边界”(即主张印度的边界是历史形成的)，而新中国领导人则决心“运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确立新的战略边界”。由于两国领导人在边界划定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而且从未进行协调，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Steven A.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p.30,p.247.）有学者分析说，英国人1914年在中印边境东段划定了一条印藏分界线，即“麦克马洪线”。在英国撤出印度前10年，印度重申该线的有效性，并把边界哨位移到该线以南的有争议地区，以继承这块土地。但中国对该线从不承认。至于中印边界西段的分界线，则更不明确，既未重新划定，也未撤销原划定边界线。1954年，印度采取了早先英国驻印总督提出的边界方案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方案，声称对自喀喇昆仑山以外到昆仑山脉，包括阿克赛钦在内的地区拥有主权。但中国不认同，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尼赫鲁政府拒绝谈判。总之，战前两国领导人的边界划定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最终引发了战争。（〔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第154—158页。）

（二）后冷战时期关于中印边境战争起因的研究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术界继续对中印边境战争的起因进行探讨。

1.从中国的角度而言，美国学术界的一些看法与冷战时期大致相同：

（1）认为印度拒绝中方提出的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一直采取“前进政策”，导致中国最终发起反击（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98.）。正如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当时印度如此挑衅，且过分扩张，所以中国也只能进行反击（Thomas J.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66.）。

（2）认为战前中国对印度实施过“威慑战略”，但终究未能成功，最终只能选择动武。具体而言，中国于1962年夏对台湾实施“威慑”取得成功后，便开始对印度实施“强制性外交”。9月13日，北京警告新德里不要“玩火自焚”，并主张从10月15日起双方开始谈判。三周后，北京再次向印度阐明中方关于谈判的最后期限。但由于“强制性外交”最终没有取得收效，中国最后选择了反击。（Allen S.Whiting,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2, fall 2001, pp.112—113.）

但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北京之所以最终对印度动武，原因之一可能是借此向台北、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政治信息”，以向它们显示不惜代价坚决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Thomas J.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p.65—66.）。

2.从印度的角度而言，美国学术界的一些看法与冷战时期也大致相同：

（1）西藏发生叛乱使中印关系趋于紧张，并最终爆发战争，但对这一原因的研究更加细致。例如，有学者认为，西藏发生叛乱后，由于解放军迅速推进到中印边界地区，导致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第一次出现中、印两国军队直接接触的情形，使得中印两国因为边界争端而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另外，西藏发生叛乱后，达赖喇嘛逃往印度“避难”，对中印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2）印度认为中国国内问题严重，国力虚弱，以致无力抵抗其在边界问题上推行的“前进政策”。例如，有学者认为，在战前几个月中，印度认为“大跃进”政策的推行造成中国国力虚弱，以致中国在决定是否抵抗印度的“前进政策”时，只能选择沉默。印度的这一错误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反击。（Mark Burles ＆ Abram N.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Santa Monica, California:RAND,2000,p.8.）

（3）在战前，中国对印度的言语警告和军事行动均较有节制，给印度造成错觉，认为中国不会干涉其“前进政策”。如1962年5月和6月，中国军队对印军在中印边境新建的前沿哨卡采取了威胁性措施，如包围了其中一个哨卡，迫使它依靠空投来获取供给。但中国军队并未消灭这个“实际上在进攻中国”的哨所。印度据此认为，中国不会运用武力来对付印度新建哨卡，便不顾中国言语警告和军事行动，继续推行“前进政策”，终遭中国反击。（Mark Burles ＆ Abram N.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2000,pp.8—10.）

但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1）在战前，印度没有充分认识到新中国的力量和决心。这时的中国已经是“新的中国”，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不再受外国势力欺负和侮辱。但印度领导人并没有尊重中国，反而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把意志强加给中国，而不会遭到还击。所以，印度1962年10月继续进行带有侵略性的巡逻和骚扰性的开火，终遭中国反击。（John W.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23.）

（2）在战前，印度情报部门对中国内外形势缺乏系统分析，只依赖中情局简报和新闻报道以及印度驻华使馆提供的信息。但这些充斥着“中国经济危机”、“中苏分裂”以及“台湾国民党准备进犯中国大陆”的报告使得印度误认为中国压力甚大，不会对“前进政策”采取大规模抵抗，由此作出了错误判断（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pp.298—299.）。

3.就中、印两国共同角度而言，美国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1）两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深信，中国革命具有世界性意义，新中国应当在世界事务中，首先是在亚非地区有关事务中，起到榜样或领导的作用。而尼赫鲁对于印度的世界性责任也有突出的使命感，希望通过主导亚非国家的有关事务，使印度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由于两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在地区政治和世界事务中角色的定位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108页。）

（2）两国领导人对军事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国领导人认为，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起主要作用。尼赫鲁和国防部长梅农（Krishna Menon）等印度领导人则认为国际道德观起主要作用，可抑制侵略战争。况且，中、印都是亚非国家，都曾遭受过外来压迫。所以，尼赫鲁推断，中国不会运用军事力量处理边境问题。（John W.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