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界关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述评
1962年10月至11月，由于印度领导人顽固坚持扩张政策，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地区实施了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保卫了中国西部边疆安全。这一战争亦被外界称为中印边境战争。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学术界开始研究这场战争，一些涉及该问题的专著陆续问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企鹅出版社，1966年）、约翰·罗兰德的《中印关系史：敌对共处》（凡·诺斯传德出版公司，1967年）、艾伦·惠廷的《中国对威慑的计算：印度与印度支那》（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5年）、梅尔·格托夫和韩国学者黄秉沫的《处于威胁之中的中国：战略政治和外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0年）、Chih H.Lu的《中印边境争端：法理研究》（格林伍德出版社，1986年）、费正清的《观察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史蒂芬·霍夫曼的《印度与中国危机》（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此外，还有一些相关论文和研究报告。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印度也先后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资料和重要著作。结合这些新的资料和成果，美国学术界继续探讨这一课题，又推出了一批相关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约翰·塞克斯顿和英国学者艾伦·亨特的《当代中国》（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罗伯特·盖默主编的《了解当代中国》（琳内·瑞诺出版社，1999年）、马克·布勒斯和阿布拉姆·舒斯克的《中国动武方式：来自历史和理论著作中的证据》（兰德公司，2000年）、高龙江的《持久的竞赛：20世纪中印竞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艾伦·惠廷的《中国对威慑的计算：印度与印度支那（修订本）》（密西根大学出版社，2001年）、马克·瑞安、冯德威和迈克尔·麦德伟主编的《194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的经历》（夏普出版社，2003年）、江忆恩和罗伯特·罗斯主编的《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的新倾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年）、高承智和何理凯的《中印战略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泰勒·弗莱维尔于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通往和平的长征：中国与领土争端的解决》最具代表性。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为分界，对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作出简单的梳理。
一、关于中印边境战争起因的研究
（一）冷战时期关于中印边境战争起因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分别从中国、印度的角度和中印两国共同角度对战争的起因作了初步考察。
1.从中国角度而言，美国学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原因：
（1）中国在战前认为，中印东、西两段边境划分有争议，需要谈判解决，但中国愿意把接受尚未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作为谈判中一项基本原则，因为印度人已经在那里生活，而印度也应根据同一精神，接受中国对阿克赛钦地区的主权。因此，中印边界问题的关键是：双方都必须让步。但是，印度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以谈判解决争端的建议，并采取了“前进政策”。从1960年开始，印度开始派巡逻队到中国占领的阿克赛钦地区建立流动哨。到1962年夏，印度在其声明的边界上又设立了许多哨位。当双方军队都严阵以待后，印度仍然拒绝了中国的和谈要求，并向世界宣称：印度正在抵抗中国“侵略”。之后，印度军队向中国挑起边界武装冲突。对此，中国一直采取忍让行为，没有进行还击。直到1962年10月上旬，印军跨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高原关卡，进攻位于山脊上的中国地堡后，中国才转入反击。（〔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55—159页；〔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2）在战前，面对印度不断推行的“前进政策”，中国有意向印度发出一些威慑信号（即言语警告），以阻止印度“前进”。但是，这些信号被印度“误读”。而中国那些没有任何意图的行动却被印度误认为是“信号”。在印度看来，中国的警告不会引起严重后果，所以印度置之不理。这样，中印边境冲突不断加剧，最终引发了中国的反击战争。（Allen S.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p.XV,p.15.）
（3）1962年，中国面临一系列的国内外不利因素。国内因素包括：不少广东居民逃往香港；许多新疆边民外逃苏联；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也准备反攻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中共党内意见分歧等。国际因素包括：苏联敌视中国；美、印军事勾结对付中国。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中国领导人对印度的威胁作出了过高的估计，并最终实施动武。中国的行为最终修正了印度对中国军力的错误认知，迫使印度停止了对中国领土的进一步蚕食。（Melvin Gurtov ＆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p.152,p.134,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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