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私立小学的接办【4】

二　“为了学生”：经营困难学校利用主流话语寻求政府接办

1952年之前，由于工作重心和经费问题，文教局在接办私立小学方面并未表现出积极态度。除主动接办政治反动、所有权归国外拥有的私立小学外，文教局希望通过“积极领导和经济补助的方针”(25)，维持私立小学的经营，在保证监督控制的前提下，减轻政府经济负担。1950年，北京市文教局公布经费补助办法，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获得补助：第一，“办理完善，成绩优良而经济确实困难者”；第二，“贫苦工农子弟占全校学生总人数，中学在三分之一、小学在三分之二以上，因收费较低难以维持者”(26)。但实际上，在舆论不断宣传下，办学方面“崇尚公，摒弃私”的观念已为多数人所接受，许多人不愿在私立小学继续就读(27)；况且，不少私立小学根本无法依靠微薄的政府补助而摆脱经费困境——当时，受外国津贴和教会资助的学校基本上失去了经济来源；国内尚不明朗的局势以及不断的政治运动也使得多数私小董事会形同虚设，没有能力或不愿继续投资；而公立小学不收学费、只收杂费的政策(28)对贫苦家庭的吸引力超过私立学校(29)；加之有些学校管理混乱，声誉下降，生源数量无从保证。截至1952年，北京市共有168所私立小学尚未接办，单纯靠学费苦苦支撑的就有143所；教师待遇很低，需要政府大量补助，用北京市教育局的原话说就是有的学校教师的工资已“降到可惊地步”，然而这些学校的收费标准却是市立学校的三到四倍(30)。在国家经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政府初衷与部分私立小学实际状况之间势必存在冲突。此时，这些学校的董事会、教师、学生和家长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主动出击向政府施压，申请接办，要求改为公立学校。

早在1949年年末，私立春明小学就向文教局呈请，希望改为市立学校。他们在说明情况时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学生缴费困难，人数逐渐减少，且成绩优良、家庭贫困的学生享受减免学杂费政策，经济情况愈加困难；学校校舍、设备完全，易于接办；教员尽管坚持学习与工作，但收入确实无法担起家庭重担，生活陷入困境；家长要求学费进一步降低(31)。这样一份突出学生困难、中肯又不失情感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文教局的回应，批准其与同样申请接办的私立广惠小学合并，改为市立第八区老墙根小学。其他经费困难、希望政府能够接办的私立小学也纷纷效仿，递交申请时以学生为中心，围绕董事会、教师和家长做文章，向政府施压。仅1950年就有培新、文治、伊斯兰、三忠等十余所私立小学向文教局申请接办被批准。1951年至1952年上半年，世盛、育文、慈慧、民立、育文、商育等数十所私立小学申请接办被准。

当然，私立小学向政府申请接办并非全都一帆风顺，不少学校通过不断地博弈才如愿以偿。以私立博爱小学申请接办为例，1951年暑假他们便向文教局申请接管事宜，但文教局并未批准，且要求其坚持办学。一个学期之后，1951年12月24日博爱小学董事会再次写信催促文教局接办，声称“收支不能相抵，积亏太多，我会无力筹垫，房租不能拖欠，且大量增加，教职员生活又为必须，下学期实难进行”，并拿学生的利益和前途相威胁：“该校学生现有六班共计二百余名，若由校方自行解散，恐各生各方投考困难，骤今失学，未免可惜。故不得不及早声明，请求接办。”(32)1952年1月9日博爱小学董事会继续呈请所属区文教科，指称校长体弱多病，已无法继续任职；六年级教员也因产假人院，无法坚持上课，师资匮乏；并再次以避免学生失学为由敦促政府接办(33)。文教局对该小学的催促并未作出积极反应，直到1月18日博爱小学才收到区文教科对去年12月呈请的批复，称“关于请求接办博爱小学问题碍难照办，详情已与孙董事长面谈”(34)。据此，博爱小学针锋相对，将学生问题推给教育局：“既不能照准接办，所有学生应如何由局方分配”；并要解散董事会，不再继续办学。在不断施压下，3月份博爱小学的呈请终于获准，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接办该小学，改为市立第五区顺城街小学分校(35)。当得到获准的消息后，博爱小学立刻呈文，不无夸张地表示“各级生听闻甚感政府的体恤，无不欢喜异常”，并保证尽快完成清点交接工作(36)。

这一阶段私立小学接办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原则上采取只管不接的方针，而办学困难的小学董事会则利用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动向政府出击，请求接办。与办学条件好、经费充足的私立小学相比，这些处在破产边缘的学校对于董事会来说无疑成为负担。在国家政策并未鼓励接办私立小学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在呈请接办过程中与政府博弈的最大“杀手锏”莫过于“学生利益”。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37)；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教育“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小学“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38)。就北京而言，截至1950年北京市的失学儿童大约十万，当时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增加班级数，让更多学生入校(39)。学校董事会充分利用扩大工农贫苦子弟受教育的政治话语，纷纷强调该校工农贫困子弟占相当大的分量，并对他们采取优惠政策，减免学费，导致学校运营经费更加紧张(表明其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支持与施行)，继而不断向政府施压：若学校不能及时接办，该校学生恐怕将失去上学机会。如果说地方政府能够应对学校“哭穷”，那么一旦提及学生失学的问题，他们往往就招架不住了。因为倘若坐视学生失学不管，地方政府的作为就与中央正统意识形态话语相违背，这份责任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因此“为了学生”便成为接办呈请叙述的着力点。私立小学的学生虽然并未直接参与到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但却成为了影响这场博弈结局的关键因素。至于私立小学教师，由于他们的薪水往往低于市立小学，甚至没有保障，因此也积极支持接办的实现。

从对新政权价值观念接受程度上看，这些经济困难的学校在申请接办过程中，不断向师生、家长宣传共产党的价值观念，促使他们认可公立学校，以便鼓动更多人加入到请求接办的队伍中来，从而壮大声势；加上转为公办学校后教师地位、薪水的提升以及学生经济负担的减轻，都使得他们能够更积极地拥护新政权，并认可其价值观念。而当1952年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接办开始后，许多经济状况和口碑尚可的私小也逐步被收编，此时的情况更为复杂，中共意识形态的进入更为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