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私立小学的接办【8】

四　接办后的变化：新型学校文化初现

截至1956年，北京市的私立小学被全部接办(87)。私立小学被政府接办成为公立学校。不仅仅是学校所有权和管理权发生了转移。在新政权意识形态建构的语境下，私校的接办同时意味着学校文化的重新洗牌，从而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进入提供契机。如上所述，在接办过程中，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进入，师生的言说方式和思考逻辑已经在逐渐发生改变，领导班子也根据实际需要作出调整，学校的政治化氛围日益加重。而在接办之后，学校文化更是呈现出崭新面貌。

学校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建立了更为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私立学校曾经拥有的管理和资金来源方面的独立性不复存在。接办之后，各校首先明确加强思想领导，建立会议、日常学习等制度并加强集体备课以统一教学思想，要求教师全部参加政治学习。各校还规定了时事和业务学习时间，到校和离校时间，增强了纪律管理。管理加强后取得了一定效果。例如，宣武门外大街小学原来只有两三份报纸，现在已有十一人订报；西什库小学教师二十二人中在接办前政治常识测验只有一二人及格，现在只有一二人不及格，时事测验全部及格(88)。财政方面，学校的任何开支——大到校园维修、小到添置桌椅运动器材一一都需要上报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且往往需要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才能获批(89)；更不用说教职员工薪水发放等重要开支(90)。

私校接办之后，学校已经失去了制定课程和选择教科书的权利。各校须根据中央规定，废除正式课程之外的其他科目，且要使用官方提供的教科书。当时的教科书编写尚处在摸索阶段，收录了许多以成人化视角和口吻写就的课文，官方价值观念以一种较为生硬的方式进入。教育部门还通过书刊引导教师，以确保教学的正确性和统一性。除此之外，学生课外生活的面貌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少先队作为组织学生课外生活最重要的组织，在接办后的学校纷纷建立。随着“红领巾荣誉感”的形成与传播，学生更为积极地认同少先队及其所宣扬的价值理念。通过少先队，儿童的课外生活经历了集体化和纪律化的过程。

私立小学接办之后，初等教育领域思想多元的局面开始萎缩，官方一元化的价值观念成为主导。新型的学校文化不论在管理还是在思想上，均呈现出政治化、集中化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正确与错误截然对立，立场与前途连为一体，与主流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失去了公开表达的土壤。

五　结语

中共对私立小学的接办，是价值传播系统基础层面的一次有力整合。私立小学历史的结束意味着儿童在接受正规教育之时，已经不存在一套与主流价值观念有所偏差的价值传播系统可供选择，他们从进入学校之日起就开始受新文化的熏陶。由国家主导办学的观念与共产主义教育理论密不可分——在新社会中，学校必须是由“国家及其地方机构设立、维持和管理”，从而能够确保“学校教育和教学的共产主义的方针”，“并给学校以物质上的保证”(91)。简言之，统一性是教育质量的首要保证。

这种统一性的实现，既不是共产主义浪漫叙事中的积极配合与一蹴而就，亦非极权主义范式下国家政权对社会力量的层层紧逼与严密控制，而是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力量的互动下建构起来的。这种互动，可称作“基于共同话语的协商博弈”。该关系形成的关键在于政权和社会均对这套意识形态新话语表示认同。对于新政权来说，这套话语言说是其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支撑因素；对于社会力量来说，教育领域的话语表达与自身利益相符合。然而，双方在话语表达上体现出来的默契并不能保证其对具体政策理解的完全一致，甚至还会有所冲突。但由于有共同认可的话语作为基本前提，双方的互动往往以一种“讨价还价”的形式展开，社会力量既不对政权逆来顺受，也不会奋起反抗，他们会围绕共同话语寻找与政权的平衡点。而政权也会根据社会力量的反应，积极调整政策和话语予以应对，以求达成新共识。在双方博弈过程中，政权并不能够始终占据主动，社会力量对主流话语的巧妙使用有时会让政权疲于应付——这种情况尤其出现在政权成立之初。上述互动关系至少可以说明，建政初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博弈呈现多种样态，任何化约式的概括都会遮蔽其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