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黨史研究的理論借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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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黨史研究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看，著力解決學術理論基礎薄弱、研究內容狹窄、研究方法單一等制約研究深化的現實問題，迫切需要加強理論借鑒。黨史研究是一門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揭示近現代和當代中國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黨史研究的目的不僅在於准確敘述歷史的演變，而且更要科學闡釋歷史為什麼會這麼演變，從理論高度總結經驗、揭示規律，以述往知來、資政育人。黨史研究的這種使命，要求黨史研究人員要有比較深厚的理論和多種多樣的方法作支撐。但同其他一些學科相比，黨史學從產生到成型的時間相對較短，學術積澱相對較少，因而學術理論基礎相對薄弱。在這種情況下，遵循科學成長的海納百川之道，從其他相關學科中借鑒理論和方法，就成為黨史學更為直接、更為有效的成長進步途徑。面對新形勢新任務，黨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堆積史料、羅列檔案、引述文獻的層次上，應當有相應的思想之“核”和理論之“魂”。因為，沒有扎實史料打基礎的黨史研究沒有“根”，沒有科學理論作指導的黨史研究沒有“魂”，隻有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通過理論借鑒，我們才有可能改變將各種材料和觀點簡單組合的傾向，以更大的努力探究出歷史發展的“核”或“魂”來，真正做到高屋建瓴、見微知著，這樣的黨史研究成果才能讓人感到有新意、受啟發，才能真正起到資政育人的作用。

（二）加強理論借鑒是提高黨史工作科學化水平的重要保障

黨史工作水平的提高，從根本上說，依賴於黨史研究水平的提高。黨史研究要更好地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就需要加強理論借鑒，從而促進整個黨史工作科學化水平的提高。

第一，提高把握大局的能力需要加強理論借鑒。黨史工作要更好地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就要從國際大背景和國內改革發展穩定的形勢任務出發，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統籌謀劃黨史研究，做到課題從社會實踐中來、成果回到社會中去,使黨史研究進一步同發展著的社會實踐緊密聯系起來，更加自覺地關注社會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這就需要及時掌握和准確認識國內外有關經濟社會問題的理論和方法，學習掌握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甚至部分自然科學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這些理論和方法有助於提高黨史研究者多層次、多角度認識大局、了解大局的能力，從而以新的視角、新的分析框架去研究大局對黨的歷史之所需，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主動參與大局、有效服務大局，確保黨史工作同事業發展和時代進步同步伐。

第二，提高黨史資政水平需要加強理論借鑒。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黨史資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勢下，除了傳統意義上的資政工作以外，圍繞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以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創新社會管理、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等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都迫切需要開展相關資政專題研究，需要用新的視角和方法提供來自黨的歷史的借鑒和啟示。因此，要提高黨史資政工作水平和成效，充分借鑒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提高黨史育人水平需要加強理論借鑒。新形勢下，黨史育人工作要積極關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的歷史進程，回應廣大干部群眾關心的歷史和現實問題，這也迫切需要加強對其他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借鑒。隻有將各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為我所用，才能從多種角度說明和回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成功的原因，說明和解釋前進道路上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更好地用黨的歷史鼓舞人、教育人、激勵人、警示人。黨史育人工作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同時，還負有正本清源的重要責任。應對國內外歷史虛無主義者對中共黨史的歪曲和污蔑，同樣需要加強理論借鑒。因為，這些人的成果有很多運用了某種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是有他們的理論和分析框架的。如果對此不甚了解，那麼，我們的反駁就有可能是不甚得法甚至蒼白無力的。

二、准確把握理論借鑒的主要內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強理論借鑒，就是要從相關學科中借鑒吸收對深化黨史研究有價值、有幫助的理論和方法，從而不斷提高黨史研究的質量和效率。其中心環節，就是要在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指導黨史研究的前提下，科學界定、准確把握和靈活運用需要借鑒的來自其他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為黨史研究理論方法的豐富再助一臂之力。

（一）著眼黨史研究的史學定位，繼承發揚中國傳統史學理論和方法

黨史研究是屬於歷史學范疇的一門學問，這是它的基本定位。作為歷史學科的一個分支，黨史研究首先要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史學理論和方法。

第一，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史學貫通古今的歷史思維，總結黨的歷史發展進程和基本經驗。中國史學強調“通”。《禮記•經解》就有“疏通知遠”的基本認識，其中包含了運用歷史知識觀察歷史動向和依據歷史知識提出對未來看法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司馬遷著《史記》，明確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認識體現在史學實踐上，就是紀傳體通史的撰述。《史記》把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時期2400余年的歷史作為一個完整過程來把握，從歷史的變化中考察社會演進和發展規律，總結出“承敝通變”和“見盛觀衰”兩種變化法則，並將著述目光投射到中國甚至中國以外的中亞、西亞古國，投射到歷史和社會的每一個側面，從而成為一部記述數千年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風俗的氣勢恢弘的全史，極大地拓展了人們認識歷史的視野。司馬遷之后，“通古今之變”成為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誕生了《通典》《通志》《文獻通考》《資治通鑒》等一大批裡程碑式的通史著述，以至於后人將“通史家風”視為中國史學的最大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