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黨史研究的理論借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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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屬於歷史學范疇的黨史研究，自然也是一門“貫通古今”的學問。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是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是中國社會運動的“完成時”和“正在進行時”，自然是整個中國通史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90余年的歷史，本身也是一部通史。黨的歷史已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這三個大的歷史時期。研究者在對這三個時期進行研究時，具備通史眼光和把握歷史全局的能力尤為重要。這是因為，有些重大歷史問題或歷史事件，僅從一個片段或段落還不足以看清楚它的發展脈絡，隻有把若干片段或段落聯系起來，瞻前顧后、放寬視野，方能看清楚其來龍去脈。用深邃的通史眼光深化黨史研究，就要打通各個歷史時期的界限，把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歷史放在整個黨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把整個黨的歷史放在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的范疇內進行考察。例如，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隻有這樣認識問題，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

第二，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史學的追求真實、經世致用精神，發揮黨史研究資政育人的作用。中國史學有著追求真理、撰寫信史、不空言義理的良好傳統。古代史家歷來把秉筆直書視為持大義、別善惡的神聖事業和崇高美德，以直書為榮，以曲筆為恥，為直書不避強權、不畏風險，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殺頭，表現出高尚的氣節，受到后人的高度贊譽。春秋時期晉國太史董狐“書法不隱”，就被孔子譽為“古之良史”。同時，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的目的，大多絕不僅僅是回顧過去，而是要在此基礎上立足現實、面向未來，即所謂“述往事，思來者”。古代史家向來對國家治亂興衰給以極大關注，表現出較為飽滿的政治情懷和較為深沉的憂患意識，也就是說，“資治通鑒”是他們治史的主要目的，經世致用是他們治史的基本出發點和理想歸宿。孟子論及孔子作《春秋》時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司馬遷認為：“《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這說明，孔子作《春秋》，其中微言大義，是有把史學自覺用於改造社會的目的的。這種目的，就是經世致用，也就是為現實服務，包括以理想來批判現實。正因為如此，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說：“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經世致用的傳統，使得史學在中國歷朝歷代社會發展和政治變革中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

中國史學數千年來形成的追求真實和經世致用的寶貴精神，對於黨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一方面，黨史研究要繼承和發揚追求真實的傳統，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運用黨的歷史，全面反映和准確記載黨的歷史，深刻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充分肯定黨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深入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科學分析和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使黨史成果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另一方面，黨史研究要繼承和發揚經世致用傳統，堅持黨性原則與科學精神的統一，找准黨史工作與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結合點，進一步發揮黨史工作對理論創新的推動作用、對黨和國家決策的資政作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

第三，借鑒中國傳統史學多樣化的著述體裁體例，記述編撰黨的歷史。我國史籍浩如煙海，體裁體例多種多樣，顯示出中國傳統史學鮮明的民族特色。史學著述從最初的簡單記言記事，到后來的編年體、紀傳體、典志體、紀事本末體以及近代章節體等，再算上各種變體，估計不下20余種。我國古代史家在歷史編纂領域能夠取得令世人贊嘆的成就，與他們在歷史和史學漫長的發展進程中，對史書的表現形式一直保持著自覺的批評意識和創新意識，並為此進行了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是分不開的。通過對各種體裁體例的起源與演變、優劣與長短，以及體裁體例與史書內容編纂關系等問題的考察，史家們對歷史的理解和認識不斷發展，由此創造出多姿多彩的史書體裁。這些體裁經過相互補充而日益完善，至今仍顯示著很強的生命力。

史書體裁體例不單純是編纂技藝問題，更是史家主體意識如何正確反映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的問題。為了全面准確記載和反映黨的歷史，黨史研究在著述體裁體例上應當多樣化。為了全面系統地記述黨的歷史發展過程，黨史著述要重視以時間順序為中心的通史體裁和編年史體裁﹔為了生動具體地記述黨史上的重要人物，以人物為中心的傳記、年譜等體裁必不可少﹔為了細致翔實地記述黨史上的重大事件，以事件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專題研究等體裁就比較恰當。此外，還有專門史、大事記、畫傳、通俗讀物等形式，豐富多樣，不一而足。隻有注重多樣化的著述體裁體例，使其相互補充、揚長避短，黨史研究成果才能全面客觀地呈現歷史原貌，才能更好地走進社會，走進讀者心中。

第四，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史學關於史料搜集、整理、考証、利用的理論和方法，夯實黨史研究的資料基礎。中國傳統史學是在對史料進行搜集、整理、考証、利用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史家就已經認識到文獻史料在幫助人們認識歷史方面的重要作用。孔子著《春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矣﹔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矣。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此后，史料在歷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基礎作用成為歷代史家的共識。隨著中國史學的不斷發展，文獻學、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考據學、辨偽學、輯佚學、史源學等關於史料研究的學問應運而生，形成了一整套關於史料搜集、整理、考証、利用的理論和方法。中國史學也因為有了這些理論和方法的支撐而更為突出地顯示出客觀性、真實性、可信性，在世界史學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