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黨史研究的理論借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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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形成了大量檔案文獻和其他多種多樣的歷史資料。隨著黨的事業的不斷發展，新的史料還將不斷產生。搜集資料、考証文獻、整理檔案，成為深化黨史研究的重要環節。黨史研究者應當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史學關於史料搜集、整理、考証、利用的理論和方法，根據學科自身特點，以新的眼光和視角，創新黨史資料征編手段、方式、載體，有計劃、有重點、有針對性地加大征編力度，擴大選材范圍。要在大量佔有第一手資料基礎上，以歷史的眼光和科學的方法進行編選、分析、考証和利用，以更加豐富的史料為深化黨史研究提供殷實的“家底”。

第五，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史學以“史家四長”為代表的史家修養理論，提高黨史研究者的專業素養。中國歷代史家都把修史視為一項神聖事業，十分重視自身修養問題。古代對史家修養的評論，大多從史事、文採、見識三個方面展開。唐代史家劉知幾將史家修養概括為才、學、識“三長”。史才是敘述史事的綜合能力，史學是搜集史料、考証史料的能力，史識是評判史事的能力。清代史家章學誠進一步提出了“史德”這一范疇。梁啟超將德、才、學、識並稱為“四長”，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史家四長”論。這一理論體現了中國史家對自身素養的嚴格要求和對史學工作的自我認知，對促進中國史學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如今，雖時過境遷，但“史家四長”的優良傳統對於提高黨史研究者的素養，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對於黨史研究者來說，堅持黨性原則和科學精神的統一，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把黨史研究視為一項崇高事業，是第一位的要求。這是新時代對“史德”提出的新要求。同樣，時代的發展也要求黨史研究工作者適應多學科交匯發展條件下的歷史敘事需要，提高“史才”﹔適應史料多元化的需要，提高“史學”﹔適應科學分析和評價歷史的需要，提高“史識”。在繼承中創新，努力提高黨史研究者的綜合素質，深化黨史研究就有了重要前提和人才保障。

（二）著眼黨史研究的理論拓展，合理借鑒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

黨史研究要在描述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基礎上，總結經驗、揭示規律，承擔著政治和學術雙重使命。正如胡喬木同志所說：“我們研究黨史，不是為研究而研究。我們是為了對我們黨的歷史進行科學的、准確的敘述和解釋，並用它來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黨。”如何使黨史研究既能站穩政治立場，又能符合科學邏輯，很是考驗研究者的功底。為了提升黨史研究的科學性，增強黨史研究敘述和解釋的能力，更好地實現資政育人的根本任務，我們還需要合理借鑒對世界史學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的西方史學的有益理論和方法。

西方史學內容豐富、源遠流長，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幾次大的歷史性轉折和嬗變，先后出現了古希臘羅馬史學、中世紀史學、近現代史學和當代史學。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激蕩，西方史學對中國史學的近代化產生了重要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外學術交流呈日新月異之勢，西方史學的當代流變直接影響到中國史學的發展進程。在交流交融過程中，西方史學的許多合理成分已吸收到中國史學的理論寶庫之中。應當看到，同多姿多彩的人類社會歷史相比，任何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功用都是有限的。每一種史學理論和方法都隻能從各自的角度幫助人們認識歷史的某個方面。即便是運用某種理論和方法對全部歷史進行研究，所作出的解釋也很難保証是完全准確的。要想接近對歷史真實的認識，運用多種理論和方法、從多種角度研究歷史十分必要。因此，要深化黨史研究，就要繼續合理吸收西方史學理論尤其是現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精華。

第一，合理借鑒西方史學推進學科體系化、科學化的理論和方法。西方史學有著濃厚的理論思辨色彩。古希臘史學家記錄歷史的時間比一些東方文明古國要晚，但他們確立了一種理性批判精神，也可以說是求真探索精神。英國史學家伯裡說過：“希臘人雖不是記錄人類史實的第一人，卻是批判史實的第一人。換句話說，他們首創了史學。”在古希臘語裡，“歷史”一詞的含義就是通過拷問、探究所獲得的真知。這種求真探索精神，不僅為古羅馬及后世歷史學家所繼承，而且也為西方近現代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西方史學的求真探索精神，突出體現在對歷史哲學的高度關注和對歷史學科體系化科學化的孜孜以求。近代以來，西方史學發展出多種多樣的理論框架和分析體系，先是以探究和解釋歷史的演變為主流，形成了“思辨的歷史哲學”，后來又以研究歷史學的功用和性質為主流，形成了“分析的歷史哲學”。伴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飛躍前進，歷史學在歐洲得到空前發展，成為一門具有完備科學形態的獨立學科，流派紛呈，蔚為壯觀。19世紀也因此被稱為歷史學的世紀。20世紀興起的西方新史學，更是從新的角度完善歷史學科理論體系。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西方新史學，對歷史學家、歷史文獻和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展開批判評析，提出建立總體史，將人類社會活動的一切方面納入史學研究范圍，倡導史學和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這些思想和實踐使得史學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推動歷史學學科體系獲得很大發展。

雖然西方史學流派紛繁復雜，但它們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努力探索和建立某種理論框架或體系以對歷史現象和歷史科學作出自己的解釋。它們這種一貫的追求及做法、經驗，可以為我們構建起完整的中共黨史學理論體系提供借鑒。作為一門科學，中共黨史學同其他不少社會科學學科相比，從學科的基本理論建設來看，仍處於相對落后的狀態。我們要合理借鑒西方史學學科體系化的理論和方法，樹立高度的學科體系意識，借鑒吸收古今中外有益經驗，科學界定中共黨史學的學科性質和學科特點、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發展趨勢和學術批評，廓清黨史學與歷史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逐步形成中共黨史學自己的相對成熟的學術理念、研究范式和學科體系。

第二，合理借鑒西方史學關注現實、關注問題的理論和方法。西方史學家大都具有很強的服務現實的意識，高度重視當代問題的研究。古希臘歷史學家熱衷於記錄和保存人類功業，蘊含著為現實服務的願望。古羅馬史學家開創了寫當代史的先例，強調“歷史之最高的職能就在於賞善罰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懿行堙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作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古希臘羅馬的史學作品幾乎都帶有關注現實、垂訓后世的色彩。這種精神一直為大多數西方史學家所秉承。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甚至提出了“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著名論斷。西方史學對問題的探究意識一直十分濃烈。年鑒學派吸收近代史學發展成果，提出了“問題史學”這一概念。盡管學術界對“問題史學”的認識並不一致，但它將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作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強調“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是研究的起點和著眼點，也是學科發展的生長點等觀點，還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

當前，黨史研究的一個突出問題恰恰在於缺乏問題意識。大量的黨史研究成果中，敘述史實多，研究和回答問題少﹔歷史描述和資料堆積多，理論剖析少。問題意識淡薄、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成為深化黨史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強調借鑒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就是要改變現實意識和問題意識淡薄的現狀。黨史研究既要密切關注微觀層面的具體問題，更要充分注意宏觀層面的戰略性、全局性問題﹔既要關注已經成為歷史的問題，更要關注已經發生並且仍在發展著的問題。要緊緊圍繞亟待解決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確定研究對象，恰當設問，積極求証，多出在政治上資政價值大、在社會上影響力強、在學術上思想水平高的精品，由此促進學術繁榮和理論創新，使黨史研究更好地為大局服務、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

第三，合理借鑒西方史學拓展研究領域、研究視角的理論和方法。對歷史學研究領域的不斷探索和拓展，貫穿於西方史學的發展進程。古希臘史學著重於政治史和戰爭史，古羅馬史學側重於撰寫通史和人物傳記，中世紀史學則把神的意志指導下的世界史納入著述范圍。文藝復興之后，國別史、文化史、風俗史開始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到20世紀，新史學強調要把歷史研究擴展到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進程，擴展到人類生活各個方面。尤其是在戰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努力下，從普通民眾的視角觀察和研究歷史的風氣日益濃厚，形成了“自下而上看的歷史學”，這就進一步疏離了傳統史學隻關注精英人物和政治、軍事歷史的傳統，即“自上而下看的歷史學”。歷史研究的范圍幾乎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