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史、黨史人物研究和傳記寫作的若干問題【4】

第二,採訪。

訪問當事人和知情者,取得口述史料。文字記載是有限的,不少了解人物不可少的方面,檔案、報刊、著作中很少記載。如:人物的許多活動,非正式場合的交談、策劃,生活細節、生活習慣,人物的性格、情感世界,還有對人物的理解、評價,等等。讀已有的別人對傳主的回憶錄,請知情人寫回憶錄(張聞天、胡喬木都編了回憶文集出版);閱讀傳主的自述或回憶錄(寫《張聞天傳》前,把張聞天不同時期填的表格,寫的自傳,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檢查交代材料,揭發、証明材料,編了一本《張聞天自述》。很有用處)。

第三,實地考察。傳主的家鄉,上過的學校,活動過的地方,盡可能跑到。無法到實地的,通過照片、文字描寫、對親歷者的訪談了解。例如:胡喬木南長街住處(對毛去看他前后的情節才能有了解)。廬山會議期間張聞天(河東路177號)、彭德懷住處(河東路176號)及他們交往的敘述和描寫。美國柏克萊分校及張聞天在該校勤工儉學生活一般描敘。

關於研究。通過研究,搞清事實真相,發掘新的材料,解決歷史懸案、疑案、冤案。一方面是澄清錯誤評價(把涂抹的油彩洗掉),一方面是恢復歷史功績(把堆積的塵土擦掉)。總的講是還歷史的本來面目。這件工作是正確評價人物、寫好傳記的關鍵。對張聞天這樣長期蒙冤的人尤其重要。如: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的作用和當選總書記的問題(長期說是推選毛,毛沒有同意),張聞天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作用問題。胡喬木與鄧小平“主題報告”的起草問題(有一種說法是因為胡喬木反對思想解放,所以鄧小平不要他起草,通過研究予以澄清);胡喬木、鄧力群與鄧小平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問題(有一種說法是鄧小平講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上了胡喬木、鄧力群的當,通過研究予以澄清)。

通過調查、研究,要逐步搞出一個比較全面的簡明扼要的年表。已有的生平介紹、悼詞,是基礎,但往往還不夠,有缺漏,有失准(如說胡喬木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新聞工作發言,經查未見這方面的記錄和材料,傳記上就不再寫這事),通過研究要補充,搞准確。對全局做到心中有數,重點突出。重要問題要通過研究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或者比較系統地講述這方面問題的文章。傳主的情況不同,做法因人而異。如對胡喬木,寫了幾篇文章:一篇是結合在《新文學史料》上發表胡喬木與文藝工作者的一批通信(也是為了澄清認為胡喬木與作家、文藝工作者對立的誤解),寫了《胡喬木的詩詞情緣》;一篇是配合四卷本《喬木文叢》的出版和《胡喬木集》編輯的需要,寫了關於胡喬木的學術評傳《百科全書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胡喬木》,涉及新聞出版、語言文字、文學藝術、中共黨史等學術領域;還有一篇是同紀念毛主席相關的,評述胡喬木與毛澤東關系的文章:《從學徒、助手到黨內第一支筆———1941—1981:胡喬木與毛澤東》,順著胡與毛的關系,從20世紀4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初、毛逝世后作歷史決議,這40多年胡的經歷、貢獻從同毛的關系這一角度講了一遍。以后又寫了胡喬木與鄧小平的關系:《鄧小平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的得力助手———1977—1982:胡喬木與鄧小平》,對粉碎“四人幫”以后,改革開放以來胡喬木的經歷、貢獻,從同鄧小平的關系這一角度講了一遍。這樣,通過文學、學術、政治這三個不同的角度,對胡喬木的一生走了三遍,基本上把握了胡喬木的生平、事業、思想、性格;同時,對胡喬木的著作、書信和主要活動也大致研究了一遍,在胡喬木生前編定的三卷文集之外,又編了8本書:談中共黨史、新聞出版、語言文字、文學藝術,詩詞集,書信集,還有一本精選的《胡喬木集》,和一本增訂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補了24篇文稿)。此外,還先后編了兩本回憶錄《回憶胡喬木》和增訂再版的《我所知道的胡喬木》,並從回憶文章裡輯錄了一份胡喬木生平活動的資料。做了這些工作,寫他的傳記就有了一個較好的基礎。當然真正要寫傳,這些還不夠,還要編寫出年譜,首先是逐段的(可以與傳記相應的章節對應),然后是貫穿一生的。

一般說來,從實際需要著眼,要寫兩類文章,來記錄研究成果,傳播研究成果。一類是撥亂反正,辨析為主的,主要是論文,以論証為主以至進行駁論。一類是恢復歷史原貌,重在敘述,夾敘夾議,史事記敘的文章。要寫文章,把研究的結果形諸筆墨,光在腦子裡轉不夠。從腦子裡轉到寫成文章,是一個提高,一個飛躍。

從搜集材料到進行初步的進而至於深入的研究,形成一些成品。以張聞天研究為例,大致由以下四個方面的出版物展現研究成果。

一是張聞天的著作形成一些目錄,分類的,總的;著作,翻譯,編輯;有些書的各種版本目錄(如《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編輯出版一卷本的《張聞天選集》。這是第一重要的工作。確定的編選標准是:文章、講話提出的問題和觀點是第一次提出(也就是說有獨創性、創新性,帶有糾正原來的錯誤、提出新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口號,作出新的分析等等,跟在別人后面說,說得再好也不入選)、並在實踐中發揮了作用經實踐檢驗是正確的東西(錯誤的不收,因為這是群眾性的政治讀物,不是學術研究資料)。執筆為黨中央或以組織名義寫的、發表的東西,符合上述要求可以收入個人的選集。最初確定以遵義會議決議為開卷篇,后來因發現了在三十年代初寫的反對“左”傾錯誤的文章《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化名歌特)和批判托陳取消派的文章《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后,這點有了突破。這個選集的編輯,基本上是按列寧關於評價歷史人物要看他提供了什麼新的東西的要求來做的。這部選集,經過鄧力群為組長的編輯組七八年的工作才告完成。

在這前后,還出版了各種專題文集(如《張聞天早年文學作品選》,《張聞天早期譯劇集》,《張聞天譯文集》,《張聞天早期文集》,《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張聞天東北文選》,《張聞天廬山會議發言》、《張聞天社會主義論稿》等)和四卷本的《張聞天文集》。

二是對張聞天的回憶,從最初報刊上的回憶文章,到結集出版《悼念張聞天》、《懷念張聞天》、《回憶張聞天》、《紀念校友張聞天》,劉英的《我與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歲月》,等等。

三是研究張聞天的論文、文章和專著先后編了四本張聞天研究文集。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張培森出版了論文集《張聞天與二十世紀中國》。本人先后出版了《張聞天論稿》(1990年)和在此基礎上進行增刪的《張聞天論》(2000年)、《說不盡的張聞天》(2008年)。專著如《張聞天與新文學運動》(程中原)、《張聞天思想研究———東北工作時期》(施鬆寒)、《張聞天經濟思想研究》(馬文奇等)。

四是以張聞天主要活動地點為題目,將回憶、研究、文獻等合在一起的專集,如:《紀念校友張聞天》、《張聞天在無錫》、《張聞天在合江》、《張聞天在遼東》、《張聞天在肇慶》、《張聞天與遵義會議》。

關於編寫年譜。按說應該是先編寫年譜,在此基礎上再寫傳記。實際上因為各種原因,主要是年譜的工作量十分巨大,不一定按這個程序。如張聞天的年譜是分工分段寫的,進度不一,詳略不一,不少段落是先寫傳記,傳記有的段落依托的是相對比較簡的年譜草稿,東北、外交年譜稿相對比較詳盡。整個年譜是在傳記出版以后若干年才完成的。現在正在進行的《胡喬木傳》,情況也是這樣。規范的、也是多快好省的做法,應是先搞年譜長編,再寫傳記並整理出年譜(相對長編來說不附資料、考証)。

寫傳。寫一部大傳,確實是一個大工程。就我來說,因為不是單打一的就寫傳,還有許多別的工作,加上水平有限,經驗不足,進行得比較慢。《張聞天傳》從准備到完成出版,大約十二三年。1980年至1988年是准備階段,1988年初秋正式動筆寫傳,到1992年暮春完稿,將近4年時間。

寫這樣一部傳記也不是個人力量所能做好的,即使是個人執筆,也是因為有整個小組集體研究的支持,還仰仗領導的指導和十分具體的幫助———審讀,提意見,修改,定稿。同時,還應該看到,“人物傳記不單是傳記作者個人研究和寫作的成果,同時也是對這一人物的總體水平和它所涉及的相關領域總體學術水平的反映。所以,人物傳記質量的提高,固然需要作者不間斷的努力。但更為重要的是,要仰仗於學術界以至全社會對傳主生平、事業、思想及其歷史背景的進一步認識,有賴於史料的發掘與披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我在《張聞天傳•修訂再版后記》中這一段話是深有體會寫下的。《張聞天傳》1993年出版后7年,2000年修訂再版,反映了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