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史、黨史人物研究和傳記寫作的若干問題

 來源：中共黨史資料

關於國史、黨史人物的研究和傳記的寫作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我沒有專門研究,只是30年來一直在做這件事,在實踐中有一些認識和體會。我想列出幾個問題來,偏重於寫我在實踐中的一些認識體會。這些年來,在人物研究和傳記寫作方面,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張聞天研究。從1978年開始,1993年出版了《張聞天傳》。2008年初,修訂三版第二次印刷。二、鄧小平與1975年整頓的研究。1991年到當代中國研究所以后與一位同志合作進行。2003年出版了專著《歷史轉折的前奏》和論文集《鄧小平與一九七五年整頓》。在此基礎上擴展,成立“歷史轉折研究”課題。寫了三本書:《前奏》、《決戰》、《新路》,兩種版本。三、胡喬木研究。從1993年開始,有一個傳記編寫組,編了十幾本胡喬木的專題文集、兩本回憶胡喬木的回憶錄。現正在統改。所謂實踐中的體會,主要是從這三件事來的。

關於人物研究和傳記寫作的重要性與現狀

第一,寫史要寫人,這首先是由個人的歷史創造作用決定的。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經濟因素並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1]。同時又指出:“歷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因為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無疑是活動家的個人的行動構成的。”[2]唯物史觀在承認群眾創造歷史的同時,也承認個人的歷史創造作用。下面引述馬恩列斯的有關論述來說明。

“歷史”並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1944年9—11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18—119頁)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否認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說,一點也不否認人們創造歷史。

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作用是相當大的,但是要有我剛才所講的那些附帶條件。(斯大林:《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1931年12月13日)》,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第10頁)

我們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應當歸功於他(指馬克思);現代運動當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於他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活動;沒有他,我們至今還會在黑暗中徘徊。(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內西(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55—656頁)

馬克思比我們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當然的。(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的一條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2頁)

后來,我們評論毛澤東、鄧小平,都沿用了恩格斯對馬克思的評論(上引最后兩段)。

如愛爾維修所說的,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2頁。愛爾維修•克勞德•阿德裡安(1715—1771):法國哲學家,革命資產階級的思想家)

歷史早已証明,偉大的革命斗爭會造就偉大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揮的天才發揮出來。(列寧:《悼念雅•米•斯維爾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第75頁)

“思想家”所以配稱為思想家,就是因為他走在自發運動的前面,為它指出道路,善於比其他人更先解決運動的“物質因素”自發地遇到的一切理論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組織的問題。(列寧:《同經濟主義的擁護者商榷》(1901年12月6日),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第20頁)

第二,重視寫人,用紀傳體(當然不僅僅是紀傳體,但紀傳體是主體部分)寫史,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中國史學的這一優良傳統。全書148篇,有112篇是用不同體例寫不同層次的人物的傳記(本紀12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又分一人獨傳,一類人合傳])。另外18篇是表(10篇)和書(8篇)。這112篇傳記,包括了農民起義的領袖、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聞人(刺客,游俠,商賈,俳優以及少數民族……),用“太史公曰”加以總評,具體、生動地反映了歷史人物的活動和廣闊的社會生活面貌,使得中國的正史不僅是帝王將相的“家譜”,而且記錄了許多歷史人物(包括下層群眾)、事件和社會生活。魯迅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且介亭雜文》)之所以可以從正史看到“中國的脊梁”,同司馬遷開創的體例有關。

在實際修史工作中,有一個干部群眾中的突出人物要不要寫入史書的問題。什麼人青史留名?在這個問題上,英雄、勞模、杰出的科學家、作家、藝術家,沒有問題,不在上述范圍而有影響的,要不要寫?比如四五運動中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突出人物,參加粉碎“四人幫”行動的八三四一部隊干部、戰士,要不要上名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三卷採取的辦法是上他們的名字。如1976年2月貼小字報揭露江、張、姚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干部竇守芳(注中出現名字),編寫總理遺言的杭州汽輪機廠青年工人李君旭,3月19日第一個在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的牛坊小學學生,3月24日南京首先抬花圈送至雨花台的江蘇新醫學院學生,3月28日、29日在火車上、長途汽車上刷大標語的南京大學學生。列為001號“反革命案件”重點追查的小詩作者山西共青團員王立山“(欲哭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4月8日在上海人民廣場中心旗杆上升起一面白色綢旗的黃永生(旗上一幅總理像,下書“沉痛悼念,恩來總理”)。參加執行拘捕“四人幫”行動的八三四一部隊干部戰士,已經知道姓名的都記在史書上(有的在正文中,有的在注文中)。

第三,當代中國十分重視歷史人物的研究和人物傳記的編寫、出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歷史大潮中,領袖人物傳記的寫作和出版成為一個熱點、重點,創造性地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其中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首先,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撥亂反正,分清歷史是非,糾正冤假錯案,才能繼續前進。“文化大革命”中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搞得混亂不堪,需要撥亂反正,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給歷史人物以公正的評價(如: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等等)。同時,怎樣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需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問題作出決議,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這是繼續前進所繞不開的、必須解決的問題。其關鍵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這是最大的一個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怎樣看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中國怎樣繼續前進的問題。

可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中國現當代人物傳記寫作出版最繁榮的時期。以領袖人物而言,現在一般都形成所謂七大件的規模,即:文集(包括選集、專題文集等)、回憶錄、年譜、傳記、畫冊、文獻片、故事片。最重要的人物毛、周、鄧,出版物都有幾百種、上千種。最重要的人物傳記作品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中央領導人的傳記、年譜;《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中共黨史人物傳》。以發表人物傳記或生平活動為主的刊物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