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史、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的若干问题【4】

第二,采访。

访问当事人和知情者,取得口述史料。文字记载是有限的,不少了解人物不可少的方面,档案、报刊、著作中很少记载。如:人物的许多活动,非正式场合的交谈、策划,生活细节、生活习惯,人物的性格、情感世界,还有对人物的理解、评价,等等。读已有的别人对传主的回忆录,请知情人写回忆录(张闻天、胡乔木都编了回忆文集出版);阅读传主的自述或回忆录(写《张闻天传》前,把张闻天不同时期填的表格,写的自传,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检查交代材料,揭发、证明材料,编了一本《张闻天自述》。很有用处)。

第三,实地考察。传主的家乡,上过的学校,活动过的地方,尽可能跑到。无法到实地的,通过照片、文字描写、对亲历者的访谈了解。例如:胡乔木南长街住处(对毛去看他前后的情节才能有了解)。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河东路177号)、彭德怀住处(河东路176号)及他们交往的叙述和描写。美国柏克莱分校及张闻天在该校勤工俭学生活一般描叙。

关于研究。通过研究,搞清事实真相,发掘新的材料,解决历史悬案、疑案、冤案。一方面是澄清错误评价(把涂抹的油彩洗掉),一方面是恢复历史功绩(把堆积的尘土擦掉)。总的讲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件工作是正确评价人物、写好传记的关键。对张闻天这样长期蒙冤的人尤其重要。如: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和当选总书记的问题(长期说是推选毛,毛没有同意),张闻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问题。胡乔木与邓小平“主题报告”的起草问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胡乔木反对思想解放,所以邓小平不要他起草,通过研究予以澄清);胡乔木、邓力群与邓小平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问题(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上了胡乔木、邓力群的当,通过研究予以澄清)。

通过调查、研究,要逐步搞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简明扼要的年表。已有的生平介绍、悼词,是基础,但往往还不够,有缺漏,有失准(如说胡乔木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新闻工作发言,经查未见这方面的记录和材料,传记上就不再写这事),通过研究要补充,搞准确。对全局做到心中有数,重点突出。重要问题要通过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或者比较系统地讲述这方面问题的文章。传主的情况不同,做法因人而异。如对胡乔木,写了几篇文章:一篇是结合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胡乔木与文艺工作者的一批通信(也是为了澄清认为胡乔木与作家、文艺工作者对立的误解),写了《胡乔木的诗词情缘》;一篇是配合四卷本《乔木文丛》的出版和《胡乔木集》编辑的需要,写了关于胡乔木的学术评传《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乔木》,涉及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中共党史等学术领域;还有一篇是同纪念毛主席相关的,评述胡乔木与毛泽东关系的文章:《从学徒、助手到党内第一支笔———1941—1981:胡乔木与毛泽东》,顺着胡与毛的关系,从20世纪4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初、毛逝世后作历史决议,这40多年胡的经历、贡献从同毛的关系这一角度讲了一遍。以后又写了胡乔木与邓小平的关系:《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得力助手———1977—1982:胡乔木与邓小平》,对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以来胡乔木的经历、贡献,从同邓小平的关系这一角度讲了一遍。这样,通过文学、学术、政治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胡乔木的一生走了三遍,基本上把握了胡乔木的生平、事业、思想、性格;同时,对胡乔木的著作、书信和主要活动也大致研究了一遍,在胡乔木生前编定的三卷文集之外,又编了8本书:谈中共党史、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诗词集,书信集,还有一本精选的《胡乔木集》,和一本增订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补了24篇文稿)。此外,还先后编了两本回忆录《回忆胡乔木》和增订再版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并从回忆文章里辑录了一份胡乔木生平活动的资料。做了这些工作,写他的传记就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当然真正要写传,这些还不够,还要编写出年谱,首先是逐段的(可以与传记相应的章节对应),然后是贯穿一生的。

一般说来,从实际需要着眼,要写两类文章,来记录研究成果,传播研究成果。一类是拨乱反正,辨析为主的,主要是论文,以论证为主以至进行驳论。一类是恢复历史原貌,重在叙述,夹叙夹议,史事记叙的文章。要写文章,把研究的结果形诸笔墨,光在脑子里转不够。从脑子里转到写成文章,是一个提高,一个飞跃。

从搜集材料到进行初步的进而至于深入的研究,形成一些成品。以张闻天研究为例,大致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出版物展现研究成果。

一是张闻天的著作形成一些目录,分类的,总的;著作,翻译,编辑;有些书的各种版本目录(如《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编辑出版一卷本的《张闻天选集》。这是第一重要的工作。确定的编选标准是:文章、讲话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第一次提出(也就是说有独创性、创新性,带有纠正原来的错误、提出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口号,作出新的分析等等,跟在别人后面说,说得再好也不入选)、并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不收,因为这是群众性的政治读物,不是学术研究资料)。执笔为党中央或以组织名义写的、发表的东西,符合上述要求可以收入个人的选集。最初确定以遵义会议决议为开卷篇,后来因发现了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反对“左”倾错误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化名歌特)和批判托陈取消派的文章《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后,这点有了突破。这个选集的编辑,基本上是按列宁关于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他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的要求来做的。这部选集,经过邓力群为组长的编辑组七八年的工作才告完成。

在这前后,还出版了各种专题文集(如《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张闻天早期译剧集》,《张闻天译文集》,《张闻天早期文集》,《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张闻天东北文选》,《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等)和四卷本的《张闻天文集》。

二是对张闻天的回忆,从最初报刊上的回忆文章,到结集出版《悼念张闻天》、《怀念张闻天》、《回忆张闻天》、《纪念校友张闻天》,刘英的《我与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岁月》,等等。

三是研究张闻天的论文、文章和专著先后编了四本张闻天研究文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培森出版了论文集《张闻天与二十世纪中国》。本人先后出版了《张闻天论稿》(1990年)和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删的《张闻天论》(2000年)、《说不尽的张闻天》(2008年)。专著如《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程中原)、《张闻天思想研究———东北工作时期》(施松寒)、《张闻天经济思想研究》(马文奇等)。

四是以张闻天主要活动地点为题目,将回忆、研究、文献等合在一起的专集,如:《纪念校友张闻天》、《张闻天在无锡》、《张闻天在合江》、《张闻天在辽东》、《张闻天在肇庆》、《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关于编写年谱。按说应该是先编写年谱,在此基础上再写传记。实际上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年谱的工作量十分巨大,不一定按这个程序。如张闻天的年谱是分工分段写的,进度不一,详略不一,不少段落是先写传记,传记有的段落依托的是相对比较简的年谱草稿,东北、外交年谱稿相对比较详尽。整个年谱是在传记出版以后若干年才完成的。现在正在进行的《胡乔木传》,情况也是这样。规范的、也是多快好省的做法,应是先搞年谱长编,再写传记并整理出年谱(相对长编来说不附资料、考证)。

写传。写一部大传,确实是一个大工程。就我来说,因为不是单打一的就写传,还有许多别的工作,加上水平有限,经验不足,进行得比较慢。《张闻天传》从准备到完成出版,大约十二三年。1980年至1988年是准备阶段,1988年初秋正式动笔写传,到1992年暮春完稿,将近4年时间。

写这样一部传记也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做好的,即使是个人执笔,也是因为有整个小组集体研究的支持,还仰仗领导的指导和十分具体的帮助———审读,提意见,修改,定稿。同时,还应该看到,“人物传记不单是传记作者个人研究和写作的成果,同时也是对这一人物的总体水平和它所涉及的相关领域总体学术水平的反映。所以,人物传记质量的提高,固然需要作者不间断的努力。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仰仗于学术界以至全社会对传主生平、事业、思想及其历史背景的进一步认识,有赖于史料的发掘与披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我在《张闻天传?修订再版后记》中这一段话是深有体会写下的。《张闻天传》1993年出版后7年,2000年修订再版,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