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史、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的若干问题

 来源：中共党史资料

关于国史、党史人物的研究和传记的写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只是30年来一直在做这件事,在实践中有一些认识和体会。我想列出几个问题来,偏重于写我在实践中的一些认识体会。这些年来,在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方面,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张闻天研究。从1978年开始,1993年出版了《张闻天传》。2008年初,修订三版第二次印刷。二、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的研究。1991年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后与一位同志合作进行。2003年出版了专著《历史转折的前奏》和论文集《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在此基础上扩展,成立“历史转折研究”课题。写了三本书:《前奏》、《决战》、《新路》,两种版本。三、胡乔木研究。从1993年开始,有一个传记编写组,编了十几本胡乔木的专题文集、两本回忆胡乔木的回忆录。现正在统改。所谓实践中的体会,主要是从这三件事来的。

关于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的重要性与现状

第一,写史要写人,这首先是由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同时又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2]唯物史观在承认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承认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下面引述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来说明。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9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18—119页)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第10页)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指马克思);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55—656页)

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后来,我们评论毛泽东、邓小平,都沿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论(上引最后两段)。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2页。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1715—1771):法国哲学家,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第75页)

“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列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12月6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第20页)

第二,重视写人,用纪传体(当然不仅仅是纪传体,但纪传体是主体部分)写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全书148篇,有112篇是用不同体例写不同层次的人物的传记(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又分一人独传,一类人合传])。另外18篇是表(10篇)和书(8篇)。这112篇传记,包括了农民起义的领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闻人(刺客,游侠,商贾,俳优以及少数民族……),用“太史公曰”加以总评,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广阔的社会生活面貌,使得中国的正史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且记录了许多历史人物(包括下层群众)、事件和社会生活。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且介亭杂文》)之所以可以从正史看到“中国的脊梁”,同司马迁开创的体例有关。

在实际修史工作中,有一个干部群众中的突出人物要不要写入史书的问题。什么人青史留名?在这个问题上,英雄、劳模、杰出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没有问题,不在上述范围而有影响的,要不要写?比如四五运动中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突出人物,参加粉碎“四人帮”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干部、战士,要不要上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采取的办法是上他们的名字。如1976年2月贴小字报揭露江、张、姚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干部窦守芳(注中出现名字),编写总理遗言的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3月19日第一个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牛坊小学学生,3月24日南京首先抬花圈送至雨花台的江苏新医学院学生,3月28日、29日在火车上、长途汽车上刷大标语的南京大学学生。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的小诗作者山西共青团员王立山“(欲哭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4月8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中心旗杆上升起一面白色绸旗的黄永生(旗上一幅总理像,下书“沉痛悼念,恩来总理”)。参加执行拘捕“四人帮”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干部战士,已经知道姓名的都记在史书上(有的在正文中,有的在注文中)。

第三,当代中国十分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和人物传记的编写、出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历史大潮中,领袖人物传记的写作和出版成为一个热点、重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其中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分清历史是非,纠正冤假错案,才能继续前进。“文化大革命”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搞得混乱不堪,需要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历史人物以公正的评价(如: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等)。同时,怎样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需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问题作出决议,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这是继续前进所绕不开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关键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是最大的一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怎样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

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中国现当代人物传记写作出版最繁荣的时期。以领袖人物而言,现在一般都形成所谓七大件的规模,即:文集(包括选集、专题文集等)、回忆录、年谱、传记、画册、文献片、故事片。最重要的人物毛、周、邓,出版物都有几百种、上千种。最重要的人物传记作品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中央领导人的传记、年谱;《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以发表人物传记或生平活动为主的刊物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