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11】

六、深化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综观2012年党史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点倾向值得注意。

第一，重视党史科学有关理论研究。近年来，党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论题不断深化，但有关党史学科的理论建设相对滞后，理应引起党史学界重视。如周一平《“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内涵辨》（《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认为，“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史学”的内涵不同，有多重含义，存在着多重性与唯一性、共性与个性、广义与狭义的关系，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类似这些基本问题，应该在深入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取得共识。

第二，正确看待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近来，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引起学界的讨论，党史学界不能置身事外。综观2012年党史研究，中观、宏观问题的研究仍是主流，但论题小而微、细而散、窄而平的现象已经显现。中观、宏观问题的研究当然需要深化，但为“碎”而碎的趋势亦需避免与警惕。党史需要微观实证研究，但也不应孤立、割裂于宏观背景，应力求搭建二者有机联系，将微观研究进行必要理论概括与提升。

第三，注意口述回忆史料的整理和利用。拓展和深化党史研究，历史当事者的口述回忆材料是可以挖掘的富矿资源。比如，作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参与人，邓力群的有关回忆值得重视。邓力群《初到新疆的历程》（《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披露了为争取新疆提前解放，中央派他为联络员从莫斯科直接赴新疆开展工作的有关情况；邓力群《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党的文献》第1期），回忆了20世纪60年代初面临严重困难，中央所采取的调整措施，特别是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有关情况；邓力群《关于西楼会议的回忆》（《百年潮》第3期），补充提供了关于党史上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关史料。有的口述史料可以提供寻求历史真相的另外一种思路。比如，佟玉春口述、舒云整理《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党史博览》第10期），记述了时为山海关机场场站参谋长的当事人所经历和认识的九一三事件有关情况。他分析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的一个思路：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翼严重受损，飞行一两千公里后，在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飞机受伤处比别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

第四，推动历史文献档案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重要的党史文献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经过修改，比较研究其不同版本的修改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刘晶芳《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认识的真实记录——读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方敏《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修改》（《史学月刊》第7期）等，都对此作了尝试，对推动党史版本学研究的深入有启迪作用。

第五，与时俱进拓展党史研究新领域。2012年党史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拓展，值得重视的是党史文化概念的引入。2012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共浙江省委合作联合召开了首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正式提出了“党史文化”的概念。欧阳淞《关于大力弘扬党史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的主旨演讲，对党史文化的历史形成、基本内涵等作了阐述。与会同志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研讨。侯且岸《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文性问题——兼论反思的“人文史观”》（《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分析了党史研究中“人文性缺失”的根本原因，揭示人文性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进而力求丰富党史研究的学术内涵。这是党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领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来支撑。（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