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3】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一）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朱洪《中共二大：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党的文献》第1期）认为，二大是陈独秀带领幼年的党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不成功尝试。但徐云根《中共二大与共产国际关系辨析》（《上海党史与党建》第7期）认为，二大不但不是摆脱共产国际控制，恰恰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精神的会议。目前，后一观点得到较多学者认同。

就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以往研究多持否定看法。刘晶芳《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对中共六大的影响》（《北京党史》第2期）认为，六大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前途基本符合中国实际，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共历史上连续发生两次全局性 “左”倾错误，起决定作用的理论仍是 “中国革命三阶段论”。

“打通国际路线”是研究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吴晓军《“打通国际路线”方针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认为，“打通国际路线”首先是满足苏联在东线牵制日本的需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红军生存发展和抗日的需要。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此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中共处于被支配地位，导致付出高昂代价。“打通国际路线”的实际受益者是国民政府和苏联。

另外，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了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共政策方针的影响。孙利国《共产国际是怎样将立三错误升级的》（《党的文献》第1期）指出，共产国际将立三错误由“策略错误”升为“路线错误”有个过程，其中斯大林“绝密”电报起了关键作用。李斌《“苏俄”、共产国际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废约政策》（《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认为，在这一进程中，中共逐步调整反帝废约策略，确立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的政策，赢得了民心，为民主革命胜利打下坚实基础。张万杰《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围绕中共对蒋介石方针三次转变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认为，季米特洛夫在指导中共统战方面既存在左右偏向问题，也存在脱离中国实际以及受苏联立场制约的不足。王新生《试析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5期），肯定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配合较好。中共能够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与共产国际积极指导不无关系。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

（二）关于土地革命

土地问题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理解中共领导的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必须考察土地问题。关海庭、田巍《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逻辑起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土地政策的比较分析》（《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针对某些著作中对于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否真正对农民实施剥削和压迫的怀疑以及对国民党土地政策的过分肯定，从中国土地的实际占有、国民党未能实施积极意义土地政策的原因及中共土地政策的举措与经验等层面，对国共两党土地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尖锐对立的残酷现实，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逻辑起点。彭波、龙登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制度变革中的资本问题——以中共农村调查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指出，土地租佃制度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存在的制度安排，反映了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不同结合形式，其间土地与资本的结合至关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包括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在内的土地制度变革，遵循了这一经济规律并取得成功。王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考述》（《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指出，华中抗日根据地在田赋征收过程中较好地贯彻了“量能纳税”的原则，还采取了田赋征粮、清查田亩、废除册书制度等举措，实现了华中田赋征收史上的重大变革，为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提供了稳定经费来源。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新”阶级成分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杨利文、王峰《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的农村“新”成分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指出，“新”成分主要包括新富农和新中农。“新”阶级成分的认定和对待，既反映了土改时期中共在处理老区土改问题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效结合，也从侧面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农村问题上的纠结。岳谦厚、李鑫《太岳解放区之土改整党》（《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以个案研究，对土改与整党整风二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