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9】

五、中共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

关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研究。李磊《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和使用“执政党”概念论析》（《党的文献》第2期）指出，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中，任弼时最早使用“执政党”概念；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先明确使用“执政的党”概念；邓小平对 “执政党”概念的阐述最为集中也比较深刻；刘少奇在1962年全党反思“大跃进”错误的关键时刻两次使用“执政党”概念；朱德、陈云虽未直接使用“执政党”概念，但都有着明确的执政党意识。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执政党”概念，但对此采取了既不明确肯定也不否定的默许态度。

毛泽东研究仍然是党史研究的重点。针对有人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说法，中央档案馆齐得平撰文《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党的文献》第2期），介绍了他受命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参加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情况，对此说进行了批驳。

关于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研究有新观点。欧阳奇《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轨迹》（《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梳理了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的历史轨迹，指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主要认识历程与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过程略有差别。胡为雄《毛泽东“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及其实现过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毛泽东“联合政府”的提出基于三大因素：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最初提议，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国民党政府政治军事上的失利。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研究，成果更为多样、丰富。马社香《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陶鲁笳访谈录》（《中共党史研究》第１期），提供了当事人重要的口述回忆史料。王香平《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党的文献》第3期）分析认为，“大跃进”运动初期毛泽东提出“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高潮中讲“留有余地”，表达出担忧疑虑的心态；纠“左”期间讲“留有余地”，是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发展；“大跃进”反复至结束阶段讲“留有余地”，是为了掌握工作主动权，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大跃进”运动结束后持续讲“留有余地”，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思考。陈东林《评价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的三个新视角》（《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8期），从国家安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经济效益和区域经济发展三个视角来重新审视毛泽东支持的三线建设，认为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意义上看，都是应当给以肯定的客观结论。

对于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研究，也有力作。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指出，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宫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进一步指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晚年岁月中最为精彩的一笔，对中国与世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另外，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石仲泉《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党的文献》第4期）指出，1932年毛泽东亲临指挥漳州战役并取得胜利，这一胜利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更加敬佩。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指导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中，周恩来虽没有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但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思想尽其所能地给予支持和维护。漳州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影响了两位伟人一生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