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6】

关于“两弹一星”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刊发了《“两弹一星”研制的有关历史资料》，将在“‘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历史回顾座谈会”上李觉、陈能宽、梁守槃、刘敏四人的发言整理公布，披露了有价值史料。唐金权《20世纪60年代中国是如何打破美苏核威胁的》（《党的文献》第2期）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做好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遏制和应对对方威胁的充分准备，才有效地阻止了美苏可能对中国发动的核战争，保证了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杨爱华《1960年苏联援华军事专家撤走情况及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指出，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战略尖端武器的研制，但未能影响中国军事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全局工作。

2012年是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七千人大会以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及其所蕴涵的“变局”为学界关注。王素莉《七千人大会前的共识与歧见—一九六一年北京会议、庐山会议若干议题述评》（《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指出，“初步总结”从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就开始了，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八九月间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在此基础上，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对会议方式研究指出，大会程序简单，议题集中，方式灵活，发扬“三不主义”，中央领导人主动检讨并承担工作责任。然而，七千人大会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大会的积极成果没能继续巩固下去，这是历史的局限。

关于有关运动研究，有新评价。李庆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专”问题的讨论》（《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当时的“红专”问题讨论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红”的概念界定不清，将“红”与“专”割裂对立，教训深刻。岳从欣《农业学大寨运动及其再评价》（《党史文汇》第10期），岳从欣、韩立英《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理想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生产力研究》第8期）认为，大寨的做法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理想，农业学大寨是中国人民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尝试。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局限，但从总体看，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鲁子问《从“社教”到“四清”：国家—农民的互动建构》（《东南学术》第2期）指出，“四清”运动的话语体系首先是自上而下国家的政治话语“社教”，继而出现自下而上的农民政治话语“四清”，二者逐渐融合，“四清”这个带有浓郁农民话语特色的政治话语，最终为国家接受，成为国家政治话语，但其内涵却已经不再是农民政治话语的“四清”的内涵。这是该运动和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最大的不同。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

关于采用社会史视角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基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证研究，对“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的一些结论提出批评和质疑，不赞同采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或者基于某些特定的个体经验来推导一般社会心理，认为采用社会史视角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多重动力。而郑谦《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商业改革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则从商业改革的特殊性入手，梳理了“文化大革命”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更为深入地揭示了 “文化大革命”和 “继续革命”的由来。文章的反思颇引人思考。

此外，关于“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杨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否有过中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例证》（《长白学刊》第6期）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没有中断，而是处于历史的最低谷，出现了历史上的最大失误。教育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周良书《北京高校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期）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北京高校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当1964年中央宣传部下派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并宣布以北大为“四清”运动的试点，要求在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这实际上已经把这所著名高校推向历史前台，成为中央高层以及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正是由工作队问题所引发的争论，奏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序曲。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正在越来越多地纳入学界研究视野，值得关注。

（四）关于外交政策和外交问题的研究

中法建交问题。为什么法国在 1949 年就表示愿意承认新中国，但中法建交拖到 1964 年才实现？翟强《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研究指出，毛泽东对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援助是造成 1949 年至 1963 年间中法隔阂的一个主要原因，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导致中法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63年法国总理富尔的中国之行是中法建交中的关键阶段，定稿于11月2日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是富尔访华最终取得成功的基础。鉴于法国官方及学者往往故意不提该文件，姚百慧《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研究指出，《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是中法平等协商的结果，也是求同存异的结果，但并未全面解决中法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应是中日关系研究的契机，但由于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国有化”的闹剧，相关研究也受到一定影响，上乘之作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