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5】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一）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的研究

对若干习惯说法的质疑。关于中国出兵朝鲜中央决定派谁挂帅的问题，学界和社会上长期以来流传着林彪“称病不出”的说法。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11期）指出，此说还没有文献证据，只有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表明，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时，毛泽东首先想让粟裕指挥，而粟裕托病请辞。毛泽东可能想到派林彪去朝鲜，但因林彪病情严重，只能改派他人，而林彪此时已做了带兵出征的准备和安排。不是林彪“称病不出”，彭德怀“挺身而出”那么简单。关于学界广泛引用、几成共识的1953 年全国财经会议“搬兵”问题，戴茂林、魏子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搬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指出，从邓小平和陈云的有关与会细节、会议的方向、会议的结论等方面来看，“搬兵”问题存在不少疑点，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研究说明，我们熟知的未必都准确，史学中的所谓“常识”也需要经常检验。

关于统购统销。罗平汉《一九五三年的农村粮食统购是如何开展的》（《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指出，在比较顺利地完成农村粮食统购任务过程中，上级下派的工作组起了重要作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发挥了带头作用。但在具体实行中，难免存在靠行政手段甚至强迫命令现象。李婉琨、曹树基《粮仓、市场与制度：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以江津县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基于个案考察指出，1951 年底陈云开始酝酿粮食统购问题，1952年因受资金短缺等限制，江津县政府未能在粮仓建设方面取得进展，但在打击私商、清理财经干部与调整财经机构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初步控制了粮食的加工与销售。这些未完成与已完成的准备工作，一起构成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并逐步引导中国农业经济乃至整个经济步入计划经济时代。邹华斌、刘小莉《农业合作化视域下毛泽东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系》（《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指出，统购统销政策主要由陈云提出，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统购统销政策与毛泽东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是1952年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这些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统购统销的认识。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和平赎买”政策。宋月红《新中国历史上的“和平赎买”》（《光明日报》2012年6月17日）指出，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西藏地方的民主改革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未参加叛乱的封建农奴主创造性地实行了“和平赎买”政策，这两种“和平赎买”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但它们的性质不同，集中表现在它们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基础、赎买的阶级对象和实现的所有制变革方面。这种比较研究很有意义。

（二）关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研究

关于“大跃进”研究。对“大跃进”运动的阶段划分，周金华《大跃进”运动分期再探》（《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以内在差别作为划分依据，将“大跃进”运动分为局部推进（八届三中全会至八大二次会议）、全面冒进（八大二次会议至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失败（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冒进重演（八届八中全会至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逐渐终止（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至八届九中全会）五个阶段。这一划分较为清楚，但“冒进”的提法还是改为“跃进”好。王向清《“大跃进”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及特点述论》（《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认为，“大跃进”时期会议有显著特点：一是会议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会议高密度性；三是会议所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由“左”演变为纠“左”；四是议题的紧迫性。

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陈益元《人民公社体制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通过梳理学界研究成果认为，公社体制能在中国存续20多年，有其内在规定性。既要从当代中国史演进的内在规律上寻找公社体制兴衰的原因，又要从纵深处挖掘其存亡的理由。辛逸《“农业六十条”的修订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指出，“六十条”经过三次修改，最终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巩固和工业化的初步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李静萍《人民公社时期所有制的三次过渡》（《当代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1958 年人民公社化后，所有制关系上，一些地方先后在庐山会议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和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出现三次过渡。这三次过渡究其原因，一方面囿于当时对社会主义所有制认识的局限，另一方面与历次政治运动有直接关系。这是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人民公社的新成果。

关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邵俊敏、孙照红《1958—1961年信阳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成因》（《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从颇有影响的信阳事件切入，对信阳地区人口变动作计量考察，得出三年期间信阳地区损失的总人口数为120万人左右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