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7】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一）关于新时期党史分期和阶段划分

武国友《关于新时期中共党史分期的标准、原则与阶段划分》（《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依循党领导改革开放这一核心主线的演变逻辑，认为新时期党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再加上一个过渡阶段：1976 年 10 月粉碎 “四人帮”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过渡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二大召开前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党的十二大召开至1991 年12 月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至进入新世纪前为创建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进入新世纪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始终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见仁见智。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是广泛争鸣讨论，该问题还有研讨的空间和必要。

（二）关于历史转折

张化《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若干问题研究》（《史学月刊》第1期）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与会人员智慧形成的，是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华国锋所起的重要作用。开幕式上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中心思想。随着会议进展，中央采纳大多数人意见，拓宽会议议题，进一步加快平反冤假错案进程，最终形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工作重点转移，从而为实现历史转折做了充分准备。周锟《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与1978年历史转折》（《党的文献》第5期），就1978年11月底邓小平同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两次外事谈话与历史转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次谈话涉及很多国内政治问题，如明确支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强调安定团结，强调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处理错误的事情；提出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都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些谈话要点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反响，为起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打下了良好基础，直接影响了历史转折的进程。王成诚《华国锋与中共工作重点的转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3期），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多时间的“扭转乾坤”，主政的华国锋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这两年的筚路蓝缕，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可见，关于历史转折，仍是学界关注的探究领域。

（三）关于1982年宪法

2012年是现行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程中原在《胡乔木与1982年宪法的修改》（《上海党史与党建》第7期）一文中指出，胡乔木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秘书长提出不少重要建议意见：一是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至国家机构部分前面；二是对“一国两制”作出相应规定；三是对恢复乡、村政权和农村实行义务教育作出规定；四是设立国家审计机构，将审计监督制度列入宪法。薛小建《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律基石：1982年宪法的历史地位》（《中国法学》第4期）认为，1982年宪法的历史地位需从历史逻辑中探寻，它承担着稳定国家秩序与推进社会转型改革的重任，从这部宪法的历史和文本中，可以看到宪法作为人民的基本共识，潜藏新中国宪法发展与变迁的历史逻辑，契合了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现实。这些研究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尽显历史研究的资政功能。

（四）关于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为此刊发一组笔谈。章百家指出，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承上启下，对历史经验作了精辟总结，指点迷津推动现实决策，并指导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郑谦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与中共八大及其之后发生的重大变化联系起来，指出1956年八大后不久发生的1957年的“大转弯”及之后20年的“左”倾错误没有重演。这是因为中国有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有了1957年的经验教训，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不容忽视。萧冬连认为，南方谈话引起巨大反响，不能把这种影响全部归因于邓小平的个人权威。事实上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改革的共识仍然广泛存在。当时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槛，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门槛，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武力从经济史的角度指出，“八五”计划对经济增长估计偏于保守，对国际环境估计过于严重，需要充分利用有利时机，重新考虑加快发展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担心中国丧失快速发展的机遇，因此发表南方谈话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刘金田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篇章，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李正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是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历史作用是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

（五）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20周年之际，有学者撰文追述评价。石仲泉《“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未来发展——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2期）指出，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张卓元《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新视野》第4期）指出，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自觉推进体制转轨的新阶段。这一目标，是对1978年之后1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意味着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种结合，是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

关于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历程，张卓元《记酝酿经济改革重要思想的专家会》（《前线》第11期）披露了1991年江泽民主持召开11次专家座谈会的内容。总体看，11次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这为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是目前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如何确立的最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