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北京市私立小學的接辦【4】

二　“為了學生”：經營困難學校利用主流話語尋求政府接辦

1952年之前，由於工作重心和經費問題，文教局在接辦私立小學方面並未表現出積極態度。除主動接辦政治反動、所有權歸國外擁有的私立小學外，文教局希望通過“積極領導和經濟補助的方針”(25)，維持私立小學的經營，在保証監督控制的前提下，減輕政府經濟負擔。1950年，北京市文教局公布經費補助辦法，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可獲得補助：第一，“辦理完善，成績優良而經濟確實困難者”﹔第二，“貧苦工農子弟佔全校學生總人數，中學在三分之一、小學在三分之二以上，因收費較低難以維持者”(26)。但實際上，在輿論不斷宣傳下，辦學方面“崇尚公，摒棄私”的觀念已為多數人所接受，許多人不願在私立小學繼續就讀(27)﹔況且，不少私立小學根本無法依靠微薄的政府補助而擺脫經費困境——當時，受外國津貼和教會資助的學校基本上失去了經濟來源﹔國內尚不明朗的局勢以及不斷的政治運動也使得多數私小董事會形同虛設，沒有能力或不願繼續投資﹔而公立小學不收學費、隻收雜費的政策(28)對貧苦家庭的吸引力超過私立學校(29)﹔加之有些學校管理混亂，聲譽下降，生源數量無從保証。截至1952年，北京市共有168所私立小學尚未接辦，單純靠學費苦苦支撐的就有143所﹔教師待遇很低，需要政府大量補助，用北京市教育局的原話說就是有的學校教師的工資已“降到可驚地步”，然而這些學校的收費標准卻是市立學校的三到四倍(30)。在國家經濟尚未恢復的情況下，政府初衷與部分私立小學實際狀況之間勢必存在沖突。此時，這些學校的董事會、教師、學生和家長形成一股社會力量，主動出擊向政府施壓，申請接辦，要求改為公立學校。

早在1949年年末，私立春明小學就向文教局呈請，希望改為市立學校。他們在說明情況時主要強調了以下幾點：學生繳費困難，人數逐漸減少，且成績優良、家庭貧困的學生享受減免學雜費政策，經濟情況愈加困難﹔學校校舍、設備完全，易於接辦﹔教員盡管堅持學習與工作，但收入確實無法擔起家庭重擔，生活陷入困境﹔家長要求學費進一步降低(31)。這樣一份突出學生困難、中肯又不失情感的申請很快得到了文教局的回應，批准其與同樣申請接辦的私立廣惠小學合並，改為市立第八區老牆根小學。其他經費困難、希望政府能夠接辦的私立小學也紛紛效仿，遞交申請時以學生為中心，圍繞董事會、教師和家長做文章，向政府施壓。僅1950年就有培新、文治、伊斯蘭、三忠等十余所私立小學向文教局申請接辦被批准。1951年至1952年上半年，世盛、育文、慈慧、民立、育文、商育等數十所私立小學申請接辦被准。

當然，私立小學向政府申請接辦並非全都一帆風順，不少學校通過不斷地博弈才如願以償。以私立博愛小學申請接辦為例，1951年暑假他們便向文教局申請接管事宜，但文教局並未批准，且要求其堅持辦學。一個學期之后，1951年12月24日博愛小學董事會再次寫信催促文教局接辦，聲稱“收支不能相抵，積虧太多，我會無力籌墊，房租不能拖欠，且大量增加，教職員生活又為必須，下學期實難進行”，並拿學生的利益和前途相威脅：“該校學生現有六班共計二百余名，若由校方自行解散，恐各生各方投考困難，驟今失學，未免可惜。故不得不及早聲明，請求接辦。”(32)1952年1月9日博愛小學董事會繼續呈請所屬區文教科，指稱校長體弱多病，已無法繼續任職﹔六年級教員也因產假人院，無法堅持上課，師資匱乏﹔並再次以避免學生失學為由敦促政府接辦(33)。文教局對該小學的催促並未作出積極反應，直到1月18日博愛小學才收到區文教科對去年12月呈請的批復，稱“關於請求接辦博愛小學問題礙難照辦，詳情已與孫董事長面談”(34)。據此，博愛小學針鋒相對，將學生問題推給教育局：“既不能照准接辦，所有學生應如何由局方分配”﹔並要解散董事會，不再繼續辦學。在不斷施壓下，3月份博愛小學的呈請終於獲准，北京市人民政府決定接辦該小學，改為市立第五區順城街小學分校(35)。當得到獲准的消息后，博愛小學立刻呈文，不無夸張地表示“各級生聽聞甚感政府的體恤，無不歡喜異常”，並保証盡快完成清點交接工作(36)。

這一階段私立小學接辦的最大特點就是政府原則上採取隻管不接的方針，而辦學困難的小學董事會則利用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主動向政府出擊，請求接辦。與辦學條件好、經費充足的私立小學相比，這些處在破產邊緣的學校對於董事會來說無疑成為負擔。在國家政策並未鼓勵接辦私立小學的情況下，這些學校在呈請接辦過程中與政府博弈的最大“殺手锏”莫過於“學生利益”。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應“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37)﹔馬敘倫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強調，教育“應該以工農為主體”，小學“應該多多吸收工農的子女”(38)。就北京而言，截至1950年北京市的失學兒童大約十萬，當時小學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增加班級數，讓更多學生入校(39)。學校董事會充分利用擴大工農貧苦子弟受教育的政治話語，紛紛強調該校工農貧困子弟佔相當大的分量，並對他們採取優惠政策，減免學費，導致學校運營經費更加緊張(表明其對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支持與施行)，繼而不斷向政府施壓：若學校不能及時接辦，該校學生恐怕將失去上學機會。如果說地方政府能夠應對學校“哭窮”，那麼一旦提及學生失學的問題，他們往往就招架不住了。因為倘若坐視學生失學不管，地方政府的作為就與中央正統意識形態話語相違背，這份責任地方政府無力承擔。因此“為了學生”便成為接辦呈請敘述的著力點。私立小學的學生雖然並未直接參與到社會力量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但卻成為了影響這場博弈結局的關鍵因素。至於私立小學教師，由於他們的薪水往往低於市立小學，甚至沒有保障，因此也積極支持接辦的實現。

從對新政權價值觀念接受程度上看，這些經濟困難的學校在申請接辦過程中，不斷向師生、家長宣傳共產黨的價值觀念，促使他們認可公立學校，以便鼓動更多人加入到請求接辦的隊伍中來，從而壯大聲勢﹔加上轉為公辦學校后教師地位、薪水的提升以及學生經濟負擔的減輕，都使得他們能夠更積極地擁護新政權，並認可其價值觀念。而當1952年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接辦開始后，許多經濟狀況和口碑尚可的私小也逐步被收編，此時的情況更為復雜，中共意識形態的進入更為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