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北京市私立小學的接辦【8】

四　接辦后的變化：新型學校文化初現

截至1956年，北京市的私立小學被全部接辦(87)。私立小學被政府接辦成為公立學校。不僅僅是學校所有權和管理權發生了轉移。在新政權意識形態建構的語境下，私校的接辦同時意味著學校文化的重新洗牌，從而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進入提供契機。如上所述，在接辦過程中，隨著官方意識形態的進入，師生的言說方式和思考邏輯已經在逐漸發生改變，領導班子也根據實際需要作出調整，學校的政治化氛圍日益加重。而在接辦之后，學校文化更是呈現出嶄新面貌。

學校與上級主管部門之間建立了更為明確的上下級關系，私立學校曾經擁有的管理和資金來源方面的獨立性不復存在。接辦之后，各校首先明確加強思想領導，建立會議、日常學習等制度並加強集體備課以統一教學思想，要求教師全部參加政治學習。各校還規定了時事和業務學習時間，到校和離校時間，增強了紀律管理。管理加強后取得了一定效果。例如，宣武門外大街小學原來隻有兩三份報紙，現在已有十一人訂報﹔西什庫小學教師二十二人中在接辦前政治常識測驗隻有一二人及格，現在隻有一二人不及格，時事測驗全部及格(88)。財政方面，學校的任何開支——大到校園維修、小到添置桌椅運動器材一一都需要上報教育局等相關部門，且往往需要幾個回合的討價還價才能獲批(89)﹔更不用說教職員工薪水發放等重要開支(90)。

私校接辦之后，學校已經失去了制定課程和選擇教科書的權利。各校須根據中央規定，廢除正式課程之外的其他科目，且要使用官方提供的教科書。當時的教科書編寫尚處在摸索階段，收錄了許多以成人化視角和口吻寫就的課文，官方價值觀念以一種較為生硬的方式進入。教育部門還通過書刊引導教師，以確保教學的正確性和統一性。除此之外，學生課外生活的面貌也發生了重要改變。少先隊作為組織學生課外生活最重要的組織，在接辦后的學校紛紛建立。隨著“紅領巾榮譽感”的形成與傳播，學生更為積極地認同少先隊及其所宣揚的價值理念。通過少先隊，兒童的課外生活經歷了集體化和紀律化的過程。

私立小學接辦之后，初等教育領域思想多元的局面開始萎縮，官方一元化的價值觀念成為主導。新型的學校文化不論在管理還是在思想上，均呈現出政治化、集中化的趨勢。在這種趨勢下，正確與錯誤截然對立，立場與前途連為一體，與主流不同的聲音和意見失去了公開表達的土壤。

五　結語

中共對私立小學的接辦，是價值傳播系統基礎層面的一次有力整合。私立小學歷史的結束意味著兒童在接受正規教育之時，已經不存在一套與主流價值觀念有所偏差的價值傳播系統可供選擇，他們從進入學校之日起就開始受新文化的熏陶。由國家主導辦學的觀念與共產主義教育理論密不可分——在新社會中，學校必須是由“國家及其地方機構設立、維持和管理”，從而能夠確保“學校教育和教學的共產主義的方針”，“並給學校以物質上的保証”(91)。簡言之，統一性是教育質量的首要保証。

這種統一性的實現，既不是共產主義浪漫敘事中的積極配合與一蹴而就，亦非極權主義范式下國家政權對社會力量的層層緊逼與嚴密控制，而是在國家政權和社會力量的互動下建構起來的。這種互動，可稱作“基於共同話語的協商博弈”。該關系形成的關鍵在於政權和社會均對這套意識形態新話語表示認同。對於新政權來說，這套話語言說是其獲得執政合法性的支撐因素﹔對於社會力量來說，教育領域的話語表達與自身利益相符合。然而，雙方在話語表達上體現出來的默契並不能保証其對具體政策理解的完全一致，甚至還會有所沖突。但由於有共同認可的話語作為基本前提，雙方的互動往往以一種“討價還價”的形式展開，社會力量既不對政權逆來順受，也不會奮起反抗，他們會圍繞共同話語尋找與政權的平衡點。而政權也會根據社會力量的反應，積極調整政策和話語予以應對，以求達成新共識。在雙方博弈過程中，政權並不能夠始終佔據主動，社會力量對主流話語的巧妙使用有時會讓政權疲於應付——這種情況尤其出現在政權成立之初。上述互動關系至少可以說明，建政初期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博弈呈現多種樣態，任何化約式的概括都會遮蔽其豐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