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道路的幾個認識【5】

第二，中國道路是近代以來拯救和發展中國的先進道路逐步演進的根本成果。

開創中國道路之前，歷史不會是一片空白，道路總會有“源頭”征兆。十八大報告說，中國道路是“黨和人民九十多年來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即已鮮明回答了中國道路其來有自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基本陳列的講話中，進一步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跌宕起伏命運變化角度，講了“三個牢記”：落后就要挨打，發展才能自強﹔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麼不容易，必須堅持走下去﹔把藍圖變為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我們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這“三個牢記”，既體現了170多年以來中華民族命運變化的歷史真諦，又揭示了中國道路何以出現，為什麼要堅持和發展的內在邏輯。把中國道路放到近代以來特別是黨成立以來的歷史大背景中去看它的由來，體現了我們黨濃郁而敏銳的歷史感。所謂歷史感，就是科學掌握歷史繼承和發展的內在規律，正確地走向未來。

中國道路其來有自，還指它有著歷史的承續和承載，是在前人探索的路子基礎上開創出來的。

在中國道路形成以前，為拯救和發展中國，中國先進分子在民主革命時期，為道路的問題，先后作了兩次選擇，使民主革命從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經過一段時間的前進，我們黨創造性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才有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前提和基礎。為了找到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我們黨又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次探索，最終才形成了中國道路。

黨的十五大把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並列為20世紀中國的三位偉人，他們的特殊貢獻，恰恰在於分別在各自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卓有成效地實踐和探索了先進道路。從三民主義道路到新民主主義道路，從新民主主義道路到社會主義道路，從實踐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三位偉人都是從前一代人那裡汲取了經驗智慧，並且看到了前一條道路的不足，而后創新發展，實現歷史性的飛躍。說中國道路是幾代人“奮斗、創造和積累的根本成就”，真實含義即在於此。

第三，中國道路奠基於改革開放前30年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離開創中國道路時間最近，關系最密，影響最大的，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段時間，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探索。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左右的歷史時期，當然不能混為一談。在對國情和世情的判斷上，在探索道路的方式和具體政策上，在工作中心和實際工作內容上，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有很大差別。改革開放前對社會主義的實踐和探索，開始是照搬蘇聯模式，帶來很多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頁。）“沒有解決好”，是指在探索中經歷了從正確到正確中有失誤，從正確與失誤交叉前行，到發生全局性和長時間的嚴重錯誤的曲折，因而沒有形成一條正確的道路。

但是，不管經歷了怎樣的曲折，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探索實踐，對中國道路來說，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承續和承載。對此，十八大報告在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毛澤東那一代人為中國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個論斷的基礎上，又進了一步，增加“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這些表述，很有分量，很具體。

什麼是“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主要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理論准備”有哪些？不僅包括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些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還有：對一窮二白的中國，社會主義還處於不發達階段，把國家建設好大概要一百年這個最大國情和歷史方位的認識﹔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判斷﹔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的論述﹔“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的提出﹔遵循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和做好綜合平衡的要求﹔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關系的主張﹔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等等。關於“物質基礎”，則包括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和“兩彈一星”等各方面的建設成就。以上，都屬於十八大報告說的“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至於“寶貴經驗”，既包括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積累的許多正確有效的做法，也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錯誤經驗。這些，都從不同方面為中國道路的開創，積累了必不可少的直接有用的資源。如果沒有此前奠定的政治前提，沒有從干部到制度、從實踐到理論、從物質到精神的基礎准備，改革開放就很難推進，就不會有中國道路的出現。出現了，也不一定堅持得住，發展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