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10】

關於朱德研究，軍事思想研究有新進展。庹平《朱德總力戰思想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指出，朱德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早明確提出總力戰，並對其作比較全面和系統闡述的杰出代表。朱德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和戰略高度，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如何利用政治、經濟、人員、武器和交通等因素與日本打總力戰的觀點和主張，並在具體指導抗日戰爭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理論寶庫。胡苗、李正華《朱德與新中國海防建設》（《毛澤東思想研究》第2期）指出，新中國成立后，朱德從海防的第一線地位、海防對解決沿海局勢的重大作用、海島的前哨和紐帶地位等方面論述了海防的重大戰略地位，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

關於陳獨秀研究，對舊說的商榷是主流。針對有觀點認為，民主與科學只是陳獨秀用來“震懾”反對者的，並非其具體主張，孟永《陳獨秀是否舉起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長白學刊》第6期），考諸時人述說及陳獨秀文章主旨，認為陳獨秀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確有其事，這不僅僅是一種合乎現實需要的政治敘事，更是一次歷史性的思想事件。對於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邢和明《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指出，“二次革命論”在形成初期曾產生過積極作用。但是，陳獨秀沒有辯証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時犯了機械唯物論的錯誤，這是“二次革命論”產生的真正根源。陳獨秀主張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作用，為社會主義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認為中國不能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則是錯誤的。關於陳獨秀的“取消主義”，趙威《陳獨秀“取消主義”問題辨析》（《江漢論壇》第7期）指出，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的錯誤並不是取消主義性質的錯誤，而是從俄國十月革命經驗出發的經驗主義錯誤或從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出發的教條主義錯誤。另外，王愛雲《陳獨秀與文字改革》（《安徽史學》第4期）研究了五四時期陳獨秀在文字改革方面的主張，指出其對文字改革的探索有時代局限性，但其中蘊藏的思想價值亦不應忽視。

關於瞿秋白研究，“第一人”說法不實。田子渝《在歷史語境中審視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早期傳播史——以瞿秋白是“在中國傳播辯証唯物主義的第一人”的說法為例》（《中共黨史研究》第7期），強調歷史語境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史中的重要性，作者以學界流行的瞿秋白是“在中國傳播辯証唯物主義的第一人”的說法為例，指出“第一人”說法有悖歷史真實，不應採取用后來概念審視前面歷史的“先入為主”的研究范式，這種研究范式容易誤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原始文本，造成概念之間的沖突。

關於張聞天研究，仍有爭論。徐玉鳳《張聞天與共產國際》（《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指出，張聞天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是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關系的一個縮影。張聞天一度迷信共產國際指導，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從實踐中他逐漸認識到教條主義的嚴重錯誤，在遵義會議后，靈活變通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並對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進行總結，認識到獨立自主的重要意義。關於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是黨中央總書記，還是在黨內負“總的責任”，夏東民、孫道同《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在黨中央擔任職務之考辨》（《上海黨史與黨建》2月號）認為，張聞天是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而不是黨中央總書記。而李慶英《“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關於遵義會議后張聞天職務問題爭論的思考》（《探索與爭鳴》第8期）指出，這兩種觀點都是立論有據，因而尚無法最終判定哪一種觀點更符合歷史事實。看來，爭論仍舊存在，研究尚需深入。

關於陳雲研究，有新的角度。遲愛萍《陳雲在七千人大會前后》（《黨的文獻》第4期）探討了陳雲在七千人大會前后的作用。會前，陳雲進行了長時間調查研究，抓住了當時經濟工作的主要矛盾，調研報告針對性強，措施得當，得到中央認可並發揮了實效。會后，陳雲在一系列會議上全面分析當時經濟面臨的困難，提出了對經濟工作具有戰略指導意義的意見和國民經濟調整的具體措施，在國民經濟調整過程中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段娟《陳雲對新中國區域規劃工作的貢獻》（《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指出，陳雲在處理新中國區域規劃問題上提出的“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因地制宜、發揮優勢”的思想，對解決沿海與內地的經濟布局、工業生產力的合理配置、經濟區之間的分工與協作等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於彭真研究，口述史料豐富。《百年潮》第9期、《北京黨史》第6期集中發表相關文章，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彭真的實際工作與貢獻。體現了彭真的工作態度、人格風范。王漢斌口述、韓勤英訪問整理《在彭真身邊工作25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提供了彭真在鞏固新政權、制定法律、作風民主等方面貢獻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