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7】

四、改革開放新時期黨史研究進展

（一）關於新時期黨史分期和階段劃分

武國友《關於新時期中共黨史分期的標准、原則與階段劃分》（《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依循黨領導改革開放這一核心主線的演變邏輯，認為新時期黨史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再加上一個過渡階段：1976 年 10 月粉碎 “四人幫”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為過渡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黨的十二大召開前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黨的十二大召開至1991 年12 月為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階段﹔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至進入新世紀前為創建社會主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進入新世紀后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改革開放新時期黨史的分期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卻始終存在不同看法的問題，見仁見智。達成一致意見的前提是廣泛爭鳴討論，該問題還有研討的空間和必要。

（二）關於歷史轉折

張化《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若干問題研究》（《史學月刊》第1期）認為，這次會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集中與會人員智慧形成的，是在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下中央領導集體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也包括華國鋒所起的重要作用。開幕式上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工作著重點轉移的中心思想。隨著會議進展，中央採納大多數人意見，拓寬會議議題，進一步加快平反冤假錯案進程，最終形成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明確了工作重點轉移，從而為實現歷史轉折做了充分准備。周錕《鄧小平兩次外事談話與1978年歷史轉折》（《黨的文獻》第5期），就1978年11月底鄧小平同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和美國專欄作家諾瓦克的兩次外事談話與歷史轉折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認為這兩次談話涉及很多國內政治問題，如明確支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強調安定團結，強調實事求是地糾正過去處理錯誤的事情﹔提出中央領導和地方領導都要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這些談話要點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進行了傳達，引起與會者的很大反響，為起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打下了良好基礎，直接影響了歷史轉折的進程。王成誠《華國鋒與中共工作重點的轉移》（《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第3期），在梳理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兩年多時間的“扭轉乾坤”，主政的華國鋒是一個重要因素。沒有這兩年的篳路藍縷，就不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可見，關於歷史轉折，仍是學界關注的探究領域。

（三）關於1982年憲法

2012年是現行1982年憲法頒布實施30周年。程中原在《胡喬木與1982年憲法的修改》（《上海黨史與黨建》第7期）一文中指出，胡喬木作為憲法修改委員會的秘書長提出不少重要建議意見：一是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放至國家機構部分前面﹔二是對“一國兩制”作出相應規定﹔三是對恢復鄉、村政權和農村實行義務教育作出規定﹔四是設立國家審計機構，將審計監督制度列入憲法。薛小建《中國社會轉型的法律基石：1982年憲法的歷史地位》（《中國法學》第4期）認為，1982年憲法的歷史地位需從歷史邏輯中探尋，它承擔著穩定國家秩序與推進社會轉型改革的重任，從這部憲法的歷史和文本中，可以看到憲法作為人民的基本共識，潛藏新中國憲法發展與變遷的歷史邏輯，契合了中國社會變革和轉型的現實。這些研究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盡顯歷史研究的資政功能。

（四）關於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

2012年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為此刊發一組筆談。章百家指出，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承上啟下，對歷史經驗作了精辟總結，指點迷津推動現實決策，並指導未來的發展，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鄭謙把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意義與中共八大及其之后發生的重大變化聯系起來，指出1956年八大后不久發生的1957年的“大轉彎”及之后20年的“左”傾錯誤沒有重演。這是因為中國有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是人心所向，有了1957年的經驗教訓，黨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中所積累的經驗教訓也不容忽視。蕭冬連認為，南方談話引起巨大反響，不能把這種影響全部歸因於鄧小平的個人權威。事實上當時在黨內和社會上，改革的共識仍然廣泛存在。當時改革已經逼近市場經濟的門檻，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識，越過這道門檻，南方談話的意義就在於此。武力從經濟史的角度指出，“八五”計劃對經濟增長估計偏於保守，對國際環境估計過於嚴重，需要充分利用有利時機，重新考慮加快發展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擔心中國喪失快速發展的機遇，因此發表南方談話強調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劉金田認為，鄧小平南方談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宣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篇章，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李正華《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理論貢獻、歷史作用與現實意義》（《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期）指出，南方談話的理論貢獻是標志著鄧小平理論的最終形成，歷史作用是將中國的改革開放推進到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階段。

（五）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20周年之際，有學者撰文追述評價。石仲泉《“南方談話”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未來發展——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2期）指出，鄧小平“南方談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張卓元《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重大實踐和理論意義》（《新視野》第4期）指出，1992年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從摸著石頭過河進入到自覺推進體制轉軌的新階段。這一目標，是對1978年之后10多年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意味著要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這種結合，是重大理論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支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核心。

關於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歷程，張卓元《記醞釀經濟改革重要思想的專家會》（《前線》第11期）披露了1991年江澤民主持召開11次專家座談會的內容。總體看，11次座談會的最主要成果是醞釀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傾向性提法。這為江澤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的講話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准備。這是目前關於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如何確立的最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