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9】

五、中共黨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

關於第一代領導集體研究。李磊《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認識和使用“執政黨”概念論析》（《黨的文獻》第2期）指出，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中，任弼時最早使用“執政黨”概念﹔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后最先明確使用“執政的黨”概念﹔鄧小平對 “執政黨”概念的闡述最為集中也比較深刻﹔劉少奇在1962年全黨反思“大躍進”錯誤的關鍵時刻兩次使用“執政黨”概念﹔朱德、陳雲雖未直接使用“執政黨”概念，但都有著明確的執政黨意識。毛澤東雖然沒有明確使用“執政黨”概念，但對此採取了既不明確肯定也不否定的默許態度。

毛澤東研究仍然是黨史研究的重點。針對有人稱“《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隻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人起草”的說法，中央檔案館齊得平撰文《我所了解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檔案和手稿情況——兼駁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黨的文獻》第2期），介紹了他受命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參加部分文稿的校對、鑒別、核實和考訂等情況，對此說進行了批駁。

關於革命時期毛澤東的研究有新觀點。歐陽奇《論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認識軌跡》（《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梳理了1919年至1943年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認識的歷史軌跡，指出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主要認識歷程與其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過程略有差別。胡為雄《毛澤東“聯合政府”主張的提出及其實現過程》（《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第2期）認為，毛澤東“聯合政府”的提出基於三大因素：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最初提議，共產黨軍事力量的不斷壯大，國民黨政府政治軍事上的失利。

關於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研究，成果更為多樣、豐富。馬社香《毛澤東為什麼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陶魯笳訪談錄》（《中共黨史研究》第１期），提供了當事人重要的口述回憶史料。王香平《對毛澤東“大躍進”時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幾點分析》（《黨的文獻》第3期）分析認為，“大躍進”運動初期毛澤東提出“留有余地”，體現出熱中帶冷的思想方法﹔高潮中講“留有余地”，表達出擔憂疑慮的心態﹔糾“左”期間講“留有余地”，是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發展﹔“大躍進”反復至結束階段講“留有余地”，是為了掌握工作主動權，體現出認識上的更上層樓﹔“大躍進”運動結束后持續講“留有余地”，體現出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不斷思考。陳東林《評價毛澤東三線建設決策的三個新視角》（《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8期），從國家安全、三線企業調整改造的經濟效益和區域經濟發展三個視角來重新審視毛澤東支持的三線建設，認為無論是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看，無論是從歷史上還是從現實意義上看，都是應當給以肯定的客觀結論。

對於毛澤東外交戰略思想的研究，也有力作。姜安《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政治考量與時代價值》（《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指出，毛澤東以國家利益與主權訴求為邏輯原點，以矛盾對立統一論為哲學基石，以冷戰時代背景為歷史平台，以反對霸權主義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中國外交戰略和國際關系理論的標志性成果，在國際倫理與正義原則、話語權與國家形象、安全機制與戰略伙伴關系、相互依存與文化超越等領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則，具有十分特殊的時代價值，是值得我們倍加珍視的寶貴的思想資源。宮力《“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對當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中國社會科學》第8期）進一步指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晚年歲月中最為精彩的一筆，對中國與世界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影響。

另外，關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系，石仲泉《漳州戰役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黨的文獻》第4期）指出，1932年毛澤東親臨指揮漳州戰役並取得勝利，這一勝利使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更加敬佩。自此以后，在中央蘇區兩種指導思想的對立和沖突中，周恩來雖沒有完全站在毛澤東一邊，但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和思想盡其所能地給予支持和維護。漳州戰役的勝利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影響了兩位偉人一生的合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