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6】

關於“兩彈一星”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刊發了《“兩彈一星”研制的有關歷史資料》，將在“‘兩彈一星’研制工作的歷史回顧座談會”上李覺、陳能寬、梁守槃、劉敏四人的發言整理公布，披露了有價值史料。唐金權《20世紀60年代中國是如何打破美蘇核威脅的》（《黨的文獻》第2期）認為，正是由於中國從物質和精神方面做好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遏制和應對對方威脅的充分准備，才有效地阻止了美蘇可能對中國發動的核戰爭，保証了國家安全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楊愛華《1960年蘇聯援華軍事專家撤走情況及影響》（《當代中國史研究》第6期）指出，蘇聯單方面撤回全部在華專家，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戰略尖端武器的研制，但未能影響中國軍事教育與人才培養的全局工作。

2012年是七千人大會召開50周年。七千人大會以對“大躍進”以來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及其所蘊涵的“變局”為學界關注。王素莉《七千人大會前的共識與歧見—一九六一年北京會議、廬山會議若干議題述評》（《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指出，“初步總結”從1961年五六月間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就開始了，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八九月間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確定了工業高指標堅決退夠的政策。在此基礎上，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王海光《張力與局限——七千人大會會議方式探析》（《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對會議方式研究指出，大會程序簡單，議題集中，方式靈活，發揚“三不主義”，中央領導人主動檢討並承擔工作責任。然而，七千人大會沒有形成穩定的制度，大會的積極成果沒能繼續鞏固下去，這是歷史的局限。

關於有關運動研究，有新評價。李慶剛《20世紀五六十年代“紅專”問題的討論》（《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期）認為，當時的“紅專”問題討論受“左”的思想影響，對“紅”的概念界定不清，將“紅”與“專”割裂對立，教訓深刻。岳從欣《農業學大寨運動及其再評價》（《黨史文匯》第10期），岳從欣、韓立英《毛澤東的農村社會理想與農業學大寨運動的興起》（《生產力研究》第8期）認為，大寨的做法充分地體現了毛澤東的農村社會理想，農業學大寨是中國人民探索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重要嘗試。雖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存在局限，但從總體看，它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是主要的。魯子問《從“社教”到“四清”：國家—農民的互動建構》（《東南學術》第2期）指出，“四清”運動的話語體系首先是自上而下國家的政治話語“社教”，繼而出現自下而上的農民政治話語“四清”，二者逐漸融合，“四清”這個帶有濃郁農民話語特色的政治話語，最終為國家接受，成為國家政治話語，但其內涵卻已經不再是農民政治話語的“四清”的內涵。這是該運動和1949年以后的歷次運動最大的不同。

（三）關於“文化大革命”研究

關於採用社會史視角考察“文化大革命”運動。董國強《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基於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實証研究，對“社會沖突理論”和“兩個文革說”的一些結論提出批評和質疑，不贊同採用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觀點看待和解釋“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或者基於某些特定的個體經驗來推導一般社會心理，認為採用社會史視角考察“文化大革命”運動，最大的意義在於揭示“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多重動力。而鄭謙《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商業改革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第12期）則從商業改革的特殊性入手，梳理了“文化大革命”與商品經濟的內在聯系，更為深入地揭示了 “文化大革命”和 “繼續革命”的由來。文章的反思頗引人思考。

此外，關於“文化大革命”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楊近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是否有過中斷——“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例証》（《長白學刊》第6期）認為，“文化大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沒有中斷，而是處於歷史的最低谷，出現了歷史上的最大失誤。教育領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周良書《北京高校與“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黨史研究與教學》第1期）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過程中，北京高校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當1964年中央宣傳部下派工作隊進駐北京大學，並宣布以北大為“四清”運動的試點，要求在取得經驗后向全國推廣，這實際上已經把這所著名高校推向歷史前台，成為中央高層以及社會各界密切關注的一個焦點。從后來的歷史發展看，正是由工作隊問題所引發的爭論，奏響了“文化大革命”的序曲。這些研究成果表明，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正在越來越多地納入學界研究視野，值得關注。

（四）關於外交政策和外交問題的研究

中法建交問題。為什麼法國在 1949 年就表示願意承認新中國，但中法建交拖到 1964 年才實現？翟強《隔閡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關系》（《中共黨史研究》第8期）研究指出，毛澤東對越南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和援助是造成 1949 年至 1963 年間中法隔閡的一個主要原因，法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導致中法分歧的另一個重要因素。1963年法國總理富爾的中國之行是中法建交中的關鍵階段，定稿於11月2日的《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是富爾訪華最終取得成功的基礎。鑒於法國官方及學者往往故意不提該文件，姚百慧《中法建交談判中關於台灣問題的“三項默契”——〈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形成考釋》（《當代中國史研究》第2期）研究指出，《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是中法平等協商的結果，也是求同存異的結果，但並未全面解決中法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應是中日關系研究的契機，但由於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國有化”的鬧劇，相關研究也受到一定影響，上乘之作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