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11】

六、深化黨史研究的幾點思考

綜觀2012年黨史研究成果，有以下幾點傾向值得注意。

第一，重視黨史科學有關理論研究。近年來，黨史研究的領域不斷擴展，論題不斷深化，但有關黨史學科的理論建設相對滯后，理應引起黨史學界重視。如周一平《“中共黨史”、“中共黨史學”內涵辨》（《黨史研究與教學》第4期）認為，“中共黨史”和“中共黨史學”的內涵不同，有多重含義，存在著多重性與唯一性、共性與個性、廣義與狹義的關系，必須全面、准確地把握。類似這些基本問題，應該在深入研究討論的基礎上取得共識。

第二，正確看待黨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近來，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引起學界的討論，黨史學界不能置身事外。綜觀2012年黨史研究，中觀、宏觀問題的研究仍是主流，但論題小而微、細而散、窄而平的現象已經顯現。中觀、宏觀問題的研究當然需要深化，但為“碎”而碎的趨勢亦需避免與警惕。黨史需要微觀實証研究，但也不應孤立、割裂於宏觀背景，應力求搭建二者有機聯系，將微觀研究進行必要理論概括與提升。

第三，注意口述回憶史料的整理和利用。拓展和深化黨史研究，歷史當事者的口述回憶材料是可以挖掘的富礦資源。比如，作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參與人，鄧力群的有關回憶值得重視。鄧力群《初到新疆的歷程》（《當代中國史研究》第2期）披露了為爭取新疆提前解放，中央派他為聯絡員從莫斯科直接赴新疆開展工作的有關情況﹔鄧力群《參加廣州調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黨的文獻》第1期），回憶了20世紀60年代初面臨嚴重困難，中央所採取的調整措施，特別是參加廣州調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的有關情況﹔鄧力群《關於西樓會議的回憶》（《百年潮》第3期），補充提供了關於黨史上這次重要會議的有關史料。有的口述史料可以提供尋求歷史真相的另外一種思路。比如，佟玉春口述、舒雲整理《我所親歷的“九一三”事件》（《黨史博覽》第10期），記述了時為山海關機場場站參謀長的當事人所經歷和認識的九一三事件有關情況。他分析九一三事件飛機墜毀的一個思路：飛機和油車相撞，造成右翼嚴重受損，飛行一兩千公裡后，在高空氣流等各種復雜因素的作用下，飛機受傷處比別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壓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

第四，推動歷史文獻檔案不同版本的比較研究。重要的黨史文獻在形成發展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往往經過修改，比較研究其不同版本的修改內容，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劉金田、吳曉梅《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周兵《〈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版本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劉晶芳《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認識的真實記錄——讀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方敏《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修改》（《史學月刊》第7期）等，都對此作了嘗試，對推動黨史版本學研究的深入有啟迪作用。

第五，與時俱進拓展黨史研究新領域。2012年黨史研究內容的豐富和拓展，值得重視的是黨史文化概念的引入。2012年8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共浙江省委合作聯合召開了首屆全國黨史文化論壇，正式提出了“黨史文化”的概念。歐陽淞《關於大力弘揚黨史文化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第9期）的主旨演講，對黨史文化的歷史形成、基本內涵等作了闡述。與會同志圍繞這一主題進行了多層次多視角的研討。侯且岸《中共黨史研究的人文性問題——兼論反思的“人文史觀”》（《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分析了黨史研究中“人文性缺失”的根本原因，揭示人文性研究的重要學術價值，進而力求豐富黨史研究的學術內涵。這是黨史研究的一個新視角、新領域，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來支撐。（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