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5】

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史研究進展

（一）關於新中國成立后前七年的研究

對若干習慣說法的質疑。關於中國出兵朝鮮中央決定派誰挂帥的問題，學界和社會上長期以來流傳著林彪“稱病不出”的說法。沈志華《朝鮮戰爭初期林彪“稱病不出”質疑——兼論毛澤東對入朝作戰何人挂帥的考慮》（《史學月刊》11期）指出，此說還沒有文獻証據，隻有一些當事人的回憶。資料表明，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時，毛澤東首先想讓粟裕指揮，而粟裕托病請辭。毛澤東可能想到派林彪去朝鮮，但因林彪病情嚴重，隻能改派他人，而林彪此時已做了帶兵出征的准備和安排。不是林彪“稱病不出”，彭德懷“挺身而出”那麼簡單。關於學界廣泛引用、幾成共識的1953 年全國財經會議“搬兵”問題，戴茂林、魏子楊《一九五三年全國財經會議“搬兵”之我見》（《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指出，從鄧小平和陳雲的有關與會細節、會議的方向、會議的結論等方面來看，“搬兵”問題存在不少疑點，需要進一步研究。這些研究說明，我們熟知的未必都准確，史學中的所謂“常識”也需要經常檢驗。

關於統購統銷。羅平漢《一九五三年的農村糧食統購是如何開展的》（《中共黨史研究》第8期）指出，在比較順利地完成農村糧食統購任務過程中，上級下派的工作組起了重要作用，黨團員和積極分子也發揮了帶頭作用。但在具體實行中，難免存在靠行政手段甚至強迫命令現象。李婉琨、曹樹基《糧倉、市場與制度：統購統銷的准備過程——以江津縣為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基於個案考察指出，1951 年底陳雲開始醞釀糧食統購問題，1952年因受資金短缺等限制，江津縣政府未能在糧倉建設方面取得進展，但在打擊私商、清理財經干部與調整財經機構方面取得顯著效果，初步控制了糧食的加工與銷售。這些未完成與已完成的准備工作，一起構成統購統銷的准備過程，並逐步引導中國農業經濟乃至整個經濟步入計劃經濟時代。鄒華斌、劉小莉《農業合作化視域下毛澤東與統購統銷政策的關系》（《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指出，統購統銷政策主要由陳雲提出，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和支持，其中一個原因是統購統銷政策與毛澤東改造個體農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統購統銷政策出台的直接緣由是1952年到1953年糧食年度的糧食收購危機，用合作化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毛澤東消解這種緊張關系的基本思路。這些研究深化了人們對統購統銷的認識。

關於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和平贖買”政策。宋月紅《新中國歷史上的“和平贖買”》（《光明日報》2012年6月17日）指出，黨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西藏地方的民主改革中，對民族資產階級和未參加叛亂的封建農奴主創造性地實行了“和平贖買”政策，這兩種“和平贖買”有不可分割的歷史聯系，但它們的性質不同，集中表現在它們所發生的經濟社會基礎、贖買的階級對象和實現的所有制變革方面。這種比較研究很有意義。

（二）關於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研究

關於“大躍進”研究。對“大躍進”運動的階段劃分，周金華《大躍進”運動分期再探》（《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以內在差別作為劃分依據，將“大躍進”運動分為局部推進（八屆三中全會至八大二次會議）、全面冒進（八大二次會議至第一次鄭州會議）、糾“左”失敗（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冒進重演（八屆八中全會至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逐漸終止（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至八屆九中全會）五個階段。這一劃分較為清楚，但“冒進”的提法還是改為“躍進”好。王向清《“大躍進”時期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及特點述論》（《黨史研究與教學》第4期）認為，“大躍進”時期會議有顯著特點：一是會議主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是會議高密度性﹔三是會議所制定的經濟發展目標由“左”演變為糾“左”﹔四是議題的緊迫性。

關於人民公社的研究。陳益元《人民公社體制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通過梳理學界研究成果認為，公社體制能在中國存續20多年，有其內在規定性。既要從當代中國史演進的內在規律上尋找公社體制興衰的原因，又要從縱深處挖掘其存亡的理由。辛逸《“農業六十條”的修訂與人民公社的制度變遷》（《中共黨史研究》第7期）指出，“六十條”經過三次修改，最終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新體制，為城鄉二元體制的鞏固和工業化的初步實現提供了制度保障。李靜萍《人民公社時期所有制的三次過渡》（《當代中國史研究》第4期）指出，1958 年人民公社化后，所有制關系上，一些地方先后在廬山會議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和普及大寨縣運動中出現三次過渡。這三次過渡究其原因，一方面囿於當時對社會主義所有制認識的局限，另一方面與歷次政治運動有直接關系。這是從生產關系角度研究人民公社的新成果。

關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的人口變動。邵俊敏、孫照紅《1958—1961年信陽地區的人口變動及其成因》（《黨史研究與教學》第4期），從頗有影響的信陽事件切入，對信陽地區人口變動作計量考察，得出三年期間信陽地區損失的總人口數為120萬人左右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