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4】

作者:李慶剛 董潔 沈傳亮    發布時間:2013-06-24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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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根據地研究

關於白雀園肅反。1931年白雀園肅反是鄂豫皖蘇區史上的重大問題,關於肅反發生原因,以前研究多將其歸結為張國燾個人野心和沈澤民、陳昌浩等人“左”傾教條主義。張永《鄂豫皖蘇區肅反新探》(《近代史研究》第4期)在肯定上述原因的同時指出:當時鄂豫皖紅軍中確實存在嚴重紀律問題,需大力整肅﹔20世紀30年代初政治派系極為復雜,斗爭殘酷,真假難辨,易誘發冤案﹔紅4軍干部在南下行動中對抗中央分局,違反了“黨指揮槍”原則。白雀園肅反中被殺人數,並非許多學者所認為的2500人,而是約有800人作為反革命組織成員被捕,其中小部分被殺,另有超過1500人作為富農等階級異己分子被逐出紅軍。

根據地建設的社會史研究持續升溫,相關成果頗豐。李裡峰《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問題——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胡永恆《陝甘寧邊區民事審判中對六法全書的援用——基於邊區高等法院檔案的考察》(《近代史研究》第1期)、郝平《太行、太岳革命根據地煤礦業發展》(《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王海軍《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出版業述略》(《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譚虎娃、高尚斌《陝甘寧邊區植樹造林與林木保護》(《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等,就根據地的政治、財經、法制、文教等展開研究。其共同特點在於:注重史料挖掘、對現有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研究內容更為細化。

(四)關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研究

2012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70周年。龍新民《高舉黨的先進文化旗幟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概括了《講話》五點啟示,即重視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堅持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持和發展黨的文藝思想、建設宏大的文化隊伍以及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張志偉、欒雪飛《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及其特點——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社會科學戰線》第6期),以《講話》為切入視角,闡述黨的文藝政策,集中反映了為抗戰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發展方向,對取得抗戰勝利、推動民族解放起了巨大作用。

關於《講話》的產生背景、發表和修改過程。王治國《“黨應當制定一個文藝政策”——1941年6月蕭軍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的一項重要建議》(《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9期),就蕭軍向毛澤東建議“黨應當制定一個文藝政策”的時代與社會狀況,以及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籌備和召開過程,進行了史料性梳理。王建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1943年正式發表的緣由》(《黨的文獻》第4期)認為,《講話》形成於1942年5月卻選擇在1943年10月發表,這與當時國共沖突加劇、黨內“階級教育”的需要以及宣傳毛澤東思想有直接關系。谷鵬飛、趙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四次修訂的背景及其詮釋學意義》(《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指出,《講話》的四次修訂,既是文本去政治化、去工具化的過程,也是其實現經典化、神聖化的過程,顯現出豐盈的歷史詮釋學意義。可見,學界相關研究已較為深入。

(五)關於抗日戰爭時期有關問題研究

關於皖南事變。劉大禹《從皖南事變前后看國共合作的困境》(《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利用《蔣介石日記》,從蔣介石本人態度轉變的視角解讀認為,皖南事變的發生與平息與國際勢力的介入息息相關,國共沖突是國際勢力角逐的表征。這是從外部視角研究皖南事變的新成果。

對抗戰時期中共有關政策、戰略的研究。侯竹青《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的偽軍政策再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9期)認為,抗戰時期新四軍的偽軍政策在理論層面是“打”“拉”結合,在實踐層面則經歷一個從“打”逐步演變到“打”“拉”靈活結合的過程,實踐和理論的互動使偽軍政策更加完善,反映出中共非同一般的應變和危機處理能力。王驊書、王祖奇《抗戰期間中共“發展華中”戰略研究辨析》(《抗日戰爭研究》第4期)提出,不能將1940年新四軍、八路軍主力蘇北會師僅解讀為“發展華中”,兩軍會師有更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是中共基於抗戰全局及戰后格局長遠考慮的標志事件。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石仲泉《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紀念延安整風運動70周年》(《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6期),在肯定這一運動具有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實現黨的思想統一、加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步伐、使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指導思想等歷史功績的同時,也指出其存在路線斗爭過火、“搶救運動”混淆兩類矛盾、過分突出個人等三大缺陷。齊衛平《黨的建設科學化實踐進程中的一個創舉——紀念延安整風運動七十周年》(《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指出,延安整風運動不只是一次黨內教育活動,更是一個從20世紀30年代后半期一直延續到40年代前半期黨的思想建設的過程性事件,它將黨的建設納入科學化的軌道。

另外,在解放戰爭研究方面,關於解放戰爭的時限,岳思平《解放戰爭究竟是三年還是四年》(《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指出,解放戰爭時期於1949年9月30日結束,但解放戰爭並沒結束。1950年5月解放海南島,至6月大規模作戰行動基本結束,才是解放戰爭的下限。解放戰爭時期是從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解放戰爭則是從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無論是解放戰爭還是解放戰爭時期均是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