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新時期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梳理這個過程，可以看到有五個方面的轉變引導著整個潮流的發展，推動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指導思想的轉變：改革以問題為導向，針對的是原有體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來的體制推翻

在改革開放的醞釀和准備階段，最重要的事情是1978年春夏之交開始的關於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和隨后於當年夏秋之際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些都為黨的路線轉變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備。

在改革開放的起點，即1978年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提出新的政治路線，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重要的轉變意味著黨明確了其主要任務是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盡快改變國家貧窮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改革開放啟動之際，一個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撥亂反正，而這是與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密切相連的。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以往的教訓主要總結了三條：第一，革命勝利后，黨沒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經濟建設上，仍然把開展階級斗爭作為主要任務，致使政治運動不斷，黨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國家的法律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第二，在經濟建設中急於求成，不重視經濟規律，多次出現嚴重失誤，導致經濟發展大起大落﹔第三，國家長期處於封閉狀態，沒有跟上世界的發展步伐。這個決議的通過，標志著撥亂反正的完成。對歷史經驗的總結非常重要，中國的改革以問題為導向，針對的是原有體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來的體制推翻。

1982年9月，我們黨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概念強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能照搬外國的經驗，而必須根據本國國情，走自己的路。會議決定全面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在經濟方面，當時提出的目標是，到20世紀末國民經濟總量“翻兩番”，人均GDP達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此后又提出到21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樣改革開放就有了一個基本的藍圖。

政治環境的轉變：國家的治理朝著民主法制的方向發展

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包括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兩者幾乎是同時啟動的。當時，人們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圍的變化。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1、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大規模調整黨內關系和社會關系。如平反冤假錯案、為地富反壞右“摘帽”等。2、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當時要解決的主要是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兼職過多的問題，恢復黨的民主作風，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體制。3、取消“文化大革命”時期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恢復各級人民政府。4、取消“大躍進”時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復鄉、鎮設置，逐步實行基層自治。進入21世紀后，基層自治制度正式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四條標准啟用大批年輕人，形成新老干部有序交替。6、改進和健全各級人大和政協制度，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更大的立法權。7、加快制定各項法律。包括憲法及憲法相關法、刑法、經濟法、訴訟法、民商法等，行政法、社會保障法、環境保護法等出台則比較晚。

上述這一系列變化使得國家的治理朝著民主法制的方向發展。事實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內容廣泛，並起到為經濟方面的改革清掃道路、創造條件的作用。后來，由於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成效顯著，更引人注目，當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為人所忽視。

經濟體制的轉變：採取漸進方式，先易后難，逐步推進，並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調整思路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突出的特點是採取漸進方式，先易后難，逐步推進，並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調整思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這方面的改革從一開始時就有明確的對象，但並沒有設定明確的目標。對象是當時的計劃體制，但最終要將其改造成什麼樣，誰也不是很清楚。

改革並不是一下就全面展開的。事實上，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首先從城市著手，但出人意料地率先從農村取得突破。這是因為城市的計劃體制很嚴密，不易改變﹔而計劃對農村的控制不那麼有效。農村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給農民自主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突破使得整個經濟開始活躍起來。

改革開放的另一個重要措施是在沿海建立經濟特區，這是對外開放的第一步。最成功的特區是深圳，其意義不單是開辟了對外開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一個特定的區域探索了從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的路徑，從而具有示范作用。以后，對外開放逐步擴大，從沿海到沿江，再到內陸邊界口岸。

中國的實踐表明，內部的改革與對外開放是難以分開的。稍加留意即可發現，農村改革是純粹的中國特色，而城市改革則更多地與對外開放聯系在一起。一系列改革的結果使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企業的所有制狀況已不同以往，原來隻存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情況被打破，出現了外資企業、合資企業、民營企業、大集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等，計劃體制也因此受到沖擊，被削弱了。此后幾年，中國的改革實際採取了體制外先行的戰略，即讓那些不受國家計劃約束的企業優先發展。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改革探討的兩個主要問題是，如何與世界經濟接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應以什麼為目標。在幾經爭執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世紀末，中國基本完成了經濟體制的轉軌。2001年，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國。

考察這一過程，可以看到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體制轉變，與中國經濟的增長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是互相促進的。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前十年，中國經濟上了三個台階，都與中國經濟體制的變化、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聯度的提高分不開。

對外政策的轉變：建立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關系格局

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順利展開，一個重要條件是有利的外部環境。而外部環境的變化和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是分不開的。在改革開放啟動之后，鄧小平確立的對外戰略和政策主要有四點：1、明確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改革開放前夕，兩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外交事件是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完成中美建交。2、對國際形勢作出新判斷，認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面臨的兩大問題。事實上，這一新判斷是逐步形成的。從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經過幾年觀察，至1985年做出定論。3、放棄“一條線”戰略，向“全方位”發展。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仍延續了毛澤東提出的聯合美歐日等國反對蘇聯擴張主義的“一條線”戰略﹔但著眼點已不限於國家安全，而更多考慮有利於國家現代化。由於中美建交后，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系法”，80年代初中國即有意識地拉開與美國的距離，有步驟地使對外關系格局朝“全方位”發展。4、重新闡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實，早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就將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結束之后，中國外交經過一系列調整，於1987年將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歸納為十個方面。這意味著與改革開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體系。

總體來看，這個階段的中國外交不僅為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營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環境，而且經住了國內政治風波和國際格局大變動的嚴峻考驗，取得巨大成功。世紀之交，中國建立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關系格局。

中國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發生巨大變化：城市居民不再附屬於單位，思想不再簡單一致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中國出現了許多新的階層，城鄉人口可以自由流動，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屬於單位。與此同時，與世界的聯系日趨緊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明顯改變，思想不再簡單一致。這兩方面的變化十分復雜，不是預先設定的，也難以簡單評價﹔但它們是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必然會發生的，影響也更深刻更長遠。

現已年過半百的人們，在中國發生大轉變的這個階段，不僅是親歷者，也是參與者。當然，有人參與的少些，有人參與的多些。但不管怎樣，改革開放為中國人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發揮創造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空間。無論在中央、地方，還是基層，人們的一個共同感受是中國發展速度之快，變化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作者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北京日報》2018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