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期【10】

毛澤東詩詞的歷史情懷
楊 義

三年前（2007年8月）我在井岡山召開的毛澤東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講了《毛澤東詩詞的文化氣象》，今天在大慶召開的毛澤東詩詞研討會上，准備講的題目是《毛澤東詩詞的歷史情懷》。這兩個題目內外相應，存在著深層的邏輯聯系。歷史情懷滋育了文化氣象，文化氣象升騰著歷史情懷。
毛澤東是讀史興趣最濃的大政治家，解讀毛澤東詩詞而不高度關注其間的歷史情懷，就很難把握其深層的歷史文化意蘊和人格風採。歷史情懷是何物？是進入毛澤東詩詞的特質深層的重要路標。毛澤東一生批閱《資治通鑒》十幾遍，通讀4000萬字的二十四史，反復批閱其中數史，用不同顏色的筆墨圈點批注，並把其中一些篇章故事印發批轉為高級干部的學習材料。歷史思維已經成為他的政治思維和詩詞思維的重要運思形式，詩中蘊史，詩史合璧，出入古今。然而他的歷史觀從本質上說，不是在書齋中推衍出來的，而是在驚天動地的歷史實踐和真摯洒脫的個人性情中磨練、升華和流露出來的。其中既有戎馬倥傯、運籌帷幄、治國理政、改造世界的歷史知識運用之妙，又有面對波折、超越憂郁、交接親朋、陳情言志的性情之真。他投身實踐，吟詠性情，以窺歷史之真諦。
中國從來就有以古鑒今的傳統，毛澤東更是提出“古為今用”，以生氣勃勃的現實帶動歷史向前行進。他從豐富的閱歷和切身體會中，感受到閱讀歷史的極其重要性，提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這裡提出要為革命隊伍安上這樣的“致勝三弦”：理論、歷史、實際運動。隻要深入毛澤東詩詞的內在脈絡中，我們就會深切地感受到，毛澤東詩詞中的歷史情懷，極其生動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感性形式。它在宏大的時空視野和文化魄力中，在人與歷史、人與自然的關系中，給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注入了實踐品格、人民為本和階級意識，並在一些詩篇中注入了濃郁的鄉土情感。唯有深刻把握其詩詞中的歷史情懷，才能真切地認識詩人毛澤東。
毛澤東詩詞的歷史情懷內涵豐厚，淵源有自。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存在三個維度﹔從結構形態學的角度來看，存在三個基本特性。隻有從歷時性的發生學角度和共時性的結構形態學角度上進行綜合的考察，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歷史情懷的雄視千古，豪情萬丈，不拘格套，揮洒自如。
一 發生學的考察
首先說發生學上的三個維度，一是把握歷史的巨大魄力﹔二是運用歷史知識的驅遣自如的筆力﹔三是湖湘情緣的真摯深邃的感染力。毛澤東詩詞的歷史情懷之雄視千古、總覽寰宇，是有其深刻的人格、學力、筆力，以及鄉土上的原由的。這種歷史情懷，不是冷冰冰的凝固化的歷史知識，而是詩人對歷史存在的理解、體驗、共鳴和獨具隻眼的發現，感之以情而生意趣，述之以懷而含哲理。誰都知道，不讀史書，談不上歷史情懷﹔讀史書而食古不化，也產生不了歷史情懷。而讀史，往往是從鄉邦先賢、鄉土文獻上，首先獲得感覺、獲得興趣的。因此，湖湘情緣是毛澤東體驗歷史、獲取共鳴的精神觸發點﹔有了這個精神觸發點之后，他又是以何等懷抱、何等手法加以文學處置，這就直接關系到歷史體驗和詩詞形式的相融相蘊，是以何種面目出現了。毛澤東詩詞的歷史情懷之所以沁人心脾，而少見可厭的說教，就在於他以曠世的魄力把握歷史體驗，而將之置於揮洒自如的筆墨之中。因此，必須從鄉土情緣的感染力、文化魄力、詩家筆力三個方面，考察毛澤東詩詞的歷史情懷的發生。
（一）把握歷史的巨大魄力
毛澤東詩詞豐富的歷史內涵，蘊涵於大氣磅礡的文化氣象之中。而在歷史情懷與文化氣象之間，貫注著的是巨人般的魄力。魄力是面對世界、面對歷史、面對人生的膽識。無魄力，則情懷萎矣，氣象靡矣。魄力之為用，豈非巍巍乎大哉！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熱心論政，激揚文字，糞土王侯，已表現出面對現實、改造中國的巨大眼光和博大襟懷。執筆為詩，一出手就抱負不凡，如25歲時寫的送行詩，即展示了一個青年志士的博大的時空襟懷。詩中渾無兒女柔情，卻敞開了一個無比廣闊的空間視境，從宇宙看地球，簡直是滄海一粟，用了《庄子》“太倉稊米”的典故：“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稊米 。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在時間維度上，又用了《孟子》“五百年必有名世者”的話頭，蔑視袞袞諸公的權勢：“名世於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餘子”（《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這種時空視境是以天地為胸懷的，其中以詩吟詠史，以史滋養詩，詩史兼修，氣度浩然。

這種天地境界、浩然之氣，貫穿於毛澤東其后的詩詞寫作。諸如俯仰天地之間的“鷹擊長空，魚翔淺底”﹔究問蒼穹的“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遙望蒼茫雲山的“長空雁叫霜晨月……蒼山如海，殘陽如血”﹔以及奇異雄麗地糅合著天文科學與神話的“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都在時空雙維度上實現了大魄力、大境界的互動。更不用說那曲《念奴嬌·昆侖》：“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詩具昆侖情懷，評點千年春秋，抒寫“環球同此涼熱”的世界大同理想。杜甫有一個“安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開顏”，他是置身於大地上，呼喚出的是難得卻也實在的理想﹔毛澤東的“安得”：“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留東國。”這個“安得”想象出一個倚天拔劍的巨人身姿，把中國古代神話情結很深的、眾神所居的昆侖山，都像利刃切菜一樣分來與世界共享。這是一個挺胸直立，昂首雲外的民族巨人的形象，其胸襟是要化解宿世恩仇，超越東西敵友，以平等的姿態創造“人間春色”。
詩詞審美與歷史情懷是相互為用，相得益彰的。可以說，無史不足以蘊涵詩的元氣，無詩不足以點醒史的精神。在蘊涵和點醒的交互作用下，毛澤東年過花甲后，魄力猶存，所作的登臨詠懷詩《七律·登廬山》（1959年7月），也在巨大的空間維度中展開一種深邃的時間哲思。站在“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的廬山上，他看世界的大眼光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洒江天”。但他還是擁抱著中國大地，“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他對陶淵明的歸隱進行質疑：“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毛澤東詩詞的結尾往往有一種並不罕見的方法，即在空間大幅度舒展之時，引入當地的神話或歷史人物，以開拓深遠的時間維度，如《水調歌頭·游泳》講了“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之后，即引入“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在人與神女對話中，使時空跳躍到渺遠。《七律·登廬山》則把思路引向那位“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的陶淵明﹔他到哪裡去了，眼前也有如桃花源一樣的“良田美池桑竹之屬”，一樣的“往來種作男女怡然自樂”，他是否加入了耕田隊伍？提到千余年前的這麼一個陶淵明，有如古代園林的“借景”藝術，從陶淵明的詩文中借來了何等豐富的時間深度、文化意味和歷史聯想。這就是詩詞結尾，言有盡而味無窮的妙處了。
（二）運用文史知識的驅遣自如的筆力
毛澤東對於兩三千年的文史，於先秦喜歡庄子、屈原，於漢魏喜歡曹操，於唐喜歡李白、李賀、李商隱，於明喜歡高啟，於清喜歡曹雪芹。這就是毛澤東明白表示其喜好的“文學八賢”。八賢的風格特點是什麼？風格特點傾向於氣度豪邁甚至帶點霸氣，想象奇特往往出人意表。無論豪邁或神奇，筆力均足以勝之，以歸於沉雄渾厚。其詩詞運用文史知識往往給人立意奇警、用語暢達之感，可以說深得“文學八賢”之助。在“八賢”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三李。詞本來盛於晚唐、五代、宋，但毛澤東的詞中有全唐風，比如《憶秦娥·婁山關》詞牌據傳是李白所創，詞風、詞韻也近於所傳的李白《憶秦娥》。但毛澤東詞中的全唐風，已不僅僅是李白的盛唐風，而且還包含有中唐李賀的奇異警拔，以及晚唐李商隱的深婉華麗。當《憶秦娥·婁山關》一詞，出現“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的悲切壯麗境界時，我們感到它雖然還用李白詞“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韻腳，而境界已高度拓展﹔又從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詩句中超拔出來，壯麗中增加雄渾了。
因此毛澤東的詞風是融合三唐而成全唐：即李白之盛唐、李賀之中唐及李商隱之晚唐。詩歌趣味橫跨三唐本身，就是一種胸襟，一種氣度。真正的大家是不會拘泥於“詩必盛唐，文必秦漢”，更不必說拘泥於“以杜甫、黃庭堅為宗師”之類了。他應該是胸羅百萬雄師，可以指揮自如的。比如，對於《庄子·逍遙游》中的鯤鵬意象，毛澤東常用來抒發自己的宏偉的懷抱。這也可以在李白的《大鵬賦》，以及李白詩“為君一搏鵬九天”（《獨漉篇》），或“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裡。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等詩賦中找到意興的源流。但是毛澤東已經開拓了這一意象正反詳略的多種可能，並且由此形成他詩詞中“鯤鵬凌雲志，梅花報春心”的人格象征。
那麼，毛澤東詩詞創作是怎樣運用鯤鵬意象呢？一是正用：“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正用還不滿足，其次就是詳用：“鯤鵬展翅，九萬裡，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念奴嬌·鳥兒問答》，1965年秋）又其次，是詳用還不盡興，採取拓用：“斥鶠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七律·吊羅榮桓同志》，1963年12月）《庄子·逍遙游》是寫了蓬間雀（斥鷃）嘲笑大鵬遠翔的，但昆雞笑鷹則借用了俄羅斯克雷洛夫寓言“鷹有時飛得比雞低，但雞永遠飛不到鷹那麼高”。通過中外寓言的合用，詩中展開了一個善惡對比、美丑映照的奇異空間。最后，更為出格的是典故的反用：“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1930年7月）﹔“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清平樂·六盤山》，1935年10月）前面的鯤鵬和后面的蒼龍，都是用來比喻敵軍的反面意象，以此彰顯革命軍隊的豪情壯志了。對同一意象的正、反、詳、拓四種用法，可見毛澤東詩詞運用典故的豐富手法和矯健筆力了。
有必要強調的是，毛澤東喜歡“八賢”，雖有獨特嗜好，但他對古詩詞其實是出入百家，博採眾長。《七律·吊羅榮桓同志》首句“記得當年草上飛”，來自黃巢《自題像》詩“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念奴嬌·昆侖》“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是點化宋代張元《詠雪》“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因此他的詩詞借鑒重在三唐，卻又不拘唐宋。《毛澤東手書古詩詞選》中收有117首古詩詞，唐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杜牧、李商隱，五代有李后主，宋有蘇軾、辛棄疾、陸游，也是不拘唐宋的。唯有如此，他才能放飛自己的歷史情懷，不是老母雞式只是顧著身邊的幾個雞仔，而是蒼鷹式搏擊長空，俯視大地。

（三）湖湘情緣的真摯深邃的感染力
毛澤東生長於湖湘之地，古時屬於南楚，這在他的詩詞中留有深刻的印痕。先秦的楚人頗多奇思異彩，有如王漁洋所說：“九嶷淚竹娥皇廟，字字《離騷》屈宋心。”（《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到了清代，湘土涌現許多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杰出人物，這是當時中國二十余省中元氣蓬勃的一塊熱土。青年毛澤東就是這片熱土孕育出來的天將降大任之人。他而立之年寫下“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實際上是以山川鐘靈毓秀，寫出這片熱土的蓬勃生機。他回憶當年的崢嶸歲月，“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顯示了一塊元氣充沛的土地上的俊杰風流。這塊熱土培育了曾被陳獨秀在五四時期高度推崇的“湖南人的精神”，培育了毛澤東追問“誰能為中國命運做主”的歷史情懷：“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沁園春·長沙》，1925年）這無疑是震蕩在東方大地之地平線上的滾滾春雷聲。
在楚地人物中，毛澤東極其欣賞屈原。少年的《講堂錄》就手抄《離騷》、《九歌》全文。1923年作《賀新郎·別友》，結句是：“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台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1973年改定，初稿句為“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墜，雲橫翥。”）這裡用了《楚辭·遠游》中偏僻的詞語，可見他對《楚辭》是極為熟悉的。他在1950年代搜集《楚辭》版本五十余種。平生不下百十次讀《楚辭》。他是有充分的可能性為屈原寫出一首絕妙的詩詞的，但是1961年作《七絕·屈原》如此寫道：“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 。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裡濤。”行文用詞倒也痛快，但把《離騷》一類作品竟稱為“殺人刀”，用作階級斗爭的直接表述，就未免詞鋒浮露，難見歷史情懷之深沉蘊藉了。
倒是他對到長沙任王國太傅的洛陽俊才賈誼，欣賞中帶有幾分悲憫，抒發了頗為深切的歷史情懷。早年毛澤東把賈誼和屈原並列：“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1918年4月）這裡揭示了湖湘山川奇氣，對歷史人物的崢嶸才能的養育作用。建立新中國以后，毛澤東為賈誼寫了一首七律、一首七絕，這在歷史人物中乃是僅見的殊榮。他大概是看重這位英杰政論文章的氣度、才略之不同凡響吧：“少年倜儻廊廟才，壯志未酬事堪哀。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台。雄英無計傾聖主，高節終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長沙傅，空白汨羅步塵埃。”（《七律·詠賈誼》，1954年）這裡的階級意識不是很濃，稱漢文帝為“聖主”，稱賈誼為“雄英”，都是沿用正史的說法。由此還在英才不遇中注入了若濃若淡的命運感。再看：“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梁王墮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七絕·賈誼》，1964年）這裡欣賞賈誼的才華，又愛憐其命運，那番對之勸解的語氣，實在令人聯想到毛澤東相當欣賞的杜牧詠史詩《題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無論是“包羞忍恥”，還是“何用哀傷”，都是教給人一種忍辱負重、奮發有為的人生態度與處世情懷，此乃欲大有作為者應當記取也。
家鄉情結表現最甚的，是那首在毛澤東詩詞中最稱華麗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詩中對神話傳說的奇幻渺遠的想象，對戀人美麗的悲劇人生的深切懷念，滲透於色彩華麗的字裡行間。其思路出入神話與現實、個人與國家，於是有“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的回憶，又有“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裡盡朝暉”的夢魂沐浴般的溫暖。全詩的想象牽連著《山海經》，也出入於《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洋溢著《楚辭》的幽渺情調。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有心去寫一首詠懷屈原的詩，竟不如人意，反而在詠懷湖南的詩中，非常出色地釀造出屈騷的清醇的滋味。
二 結構形態學的考察
在豐富多彩的革命實踐和奔流不息的世界潮流中，毛澤東以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存在出現於其間，他對唯物史觀的深刻內涵，增加了屬於實踐性、階級性和人民性的三種基本的詩性表達形式，為唯物史觀從這三個基本特性上深入人心做出了無可替代的杰出貢獻。結構形態學所要考察的，就是毛澤東詩詞的歷史情懷所蘊含的上述三種基本特性的位置與功能。
（一）歷史情懷的實踐性品格
在實踐情懷、人民情懷、階級情懷的綜合表達中，實踐的品格是基礎。毛澤東首先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實踐家，屬於現代史的創造者。毛澤東詩詞往往是在馬背上、行軍途中及治國理政的余暇寫就的，而不是在寧靜的書齋中尋章摘句而成的。他贊揚革命文藝戰士：“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他的筆當然不是纖筆，而是健筆、如椽巨筆，但也不排除以萬千毛瑟精兵自任。他笑談以文房四寶打敗蔣介石國民黨，也以文房四寶描繪建國藍圖。他的實踐是大實踐。
應該說，毛澤東最有本質意義的革命實踐，是從1927年發動秋收起義，開辟井岡山根據地開始的。他大概是在行軍途中吟詠秋收起義，因此筆墨不事修飾，較為粗豪：“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西江月·秋收起義》，1927年）他在廣大的農村和農民中獲得了堅實的立足點和發展的真正潛力，在他看來：“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他在實踐中為了鑄造這銅牆鐵壁而嘔心瀝血，基本的方法就是：“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清平樂·蔣桂戰爭》，1929年秋）
井岡山時期的毛澤東詩詞與長征以后的詩詞，在歷史情懷上有著不同的氣象和境界。魯迅對於其井岡山時期的作品，曾經含笑而言：“頗有山大王氣概。”但是此山大王已非古代的或自發的彼山大王，他已經在“真正的銅牆鐵壁”中獲得了力量的源泉，因而奇跡性地做到了“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西江月·井岡山》，1928年秋）由此可知，毛澤東的實踐性是在疾風驟雨中殺出一條生路，以尋找中國何去何從的實踐性，他的歷史情懷由此具有堅韌的意志。
進而言之，毛澤東的實踐性具有開創的品格。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去創造歷史，是以往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嘗試過的。農家子弟的毛澤東返回農村尋找根本，從中國國情出發，實行了類似於哥白尼把地心說變為日心說的天學革命，把革命道路由城市中心說轉向農村中心說，在中國大地上進行了一場旋轉乾坤的革命模式的創造。他許多詩詞都是開展這場創造的歷史情懷的記錄：“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1931年春）他以不拘一格的創造精神，重新解釋了“共工怒觸不周山”的神話，為千百萬工農驚天動地的偉業，大筆墨地立傳。且看他又急管繁弦地寫道：“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七百裡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 （《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1931年夏）這裡以雲山草木寫農村民眾，甚至喻之為枯木朽株，用語算得是出格。又連用立、急、力等入聲字為韻，以急迫的節奏渲染戰況的緊急，以及宣示民眾揭竿而起的正義性。其后則以數字記錄長途馳騁，橫掃千軍之勢，抒寫著以靈活的戰略戰術破敵的春風得意的情懷，抒寫得那麼痛快。
在絕處逢生的大實踐中，毛澤東思考著人與自然山川，個人與歷史這類有關短暫及永恆的命題，顯示其歷史情懷的蒼茫遼闊。這種歷史情懷不是孤芳自賞的，而是與天地人間互動共生的。在思考個人如何進入歷史脈絡之時，令人感動的是他作為歷史實踐者的堅持精神：“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不到長城非好漢”，“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這一連串的表述，令人感受到一個偉大的實踐家堅毅前行的身影。“人未老”，形容青山踏遍之后依然青春旺盛﹔“從頭越”，說明面對雄關如鐵，也要鼓起邁步超越的意志﹔長城、九天、五洋，盡管目的地高遠，何妨談笑風生地上下求索？《論語》有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遠。”此之謂也。
在毛澤東詩詞中，歷史開拓者的博大胸襟和從容自信，被表現得相當充分。一個年富力強的人也會談論“易老難老”嗎？他不是談論個人的年齡，而是在談論人生天地間的有限性和價值觀的問題。1929年寫的《採桑子·重陽》開頭一句是“人生易老天難老”，它反用了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反用中強調人應有作為，即便遭遇挫折，也可以在“寥廓江天萬裡霜”的歲月，顯示出“戰地黃花分外香”的頑強生命力。三十年后，年近七旬的毛澤東又作《卜算子·詠梅》：“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把奮發有為的精神抒發得更加高昂。戰地黃花與懸崖梅花相映成趣，都象征著、張揚著人的頑強生命力。生命力誠可貴，又因注入博大胸懷而更有歷史價值：“俏也不爭春，隻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在個人與歷史的關系中，歷史將是山花爛漫，個人卻不為此而賣弄爭奇斗艷之姿，能夠採取“叢中笑”精神，自是別具高潔的情懷。俏、笑皆是俗語入詞，卻能天真自然地傳達出一種既敢為天下先，又能謙恭無私的平民意識。
還是回到《採桑子·重陽》的“戰地黃花分外香”，果然，歷史也在自我重新估量中出現了“分外”，在古田會議上恢復了毛澤東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職位。隨之，面對來勢洶洶的閩粵贛“三省會剿”，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進行避實就虛的行軍轉移，於是就出現了“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的開闊前景（《如夢令·元旦》，1930年1月）。《如夢令》的曲調短小明快，適合展示詩人心情的輕鬆愉快。有了“戰地黃花”的頑強生命力，局面很快就由“風展紅旗如畫”的明快，轉為“風卷紅旗過大關”的遒勁，進而開拓“十萬工農下吉安”的新局面（《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1930年2月）。在半年時間內，形勢急劇發展，紅軍乘蔣、馮、閻“中原大戰”之機，借重黃公略的偏師，在贛南一帶擴大了中國革命的農村和農民的本錢。十萬工農，變作“百萬工農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1930年7月）再過半年，反第一次大“圍剿”，活捉國民黨前線總指揮、十八師師長張輝瓚，歷史走向“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1931年春）的“一盤活棋”的局面。
堅持是為了承擔。毛澤東詩詞的歷史承擔精神，是他實踐性歷史情懷的重要體現。其詩詞寫山，總是山、天相聯，就是由於“山為天柱”象征著歷史承擔精神。所謂“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十六字令三首》，1934-1935年。作者原注：“湖南民謠：‘上有骷髏山，下有八面山，離天三尺三。人過要低頭，馬過要下鞍。’”）用了俗典，脫口而出，明快中有風馳電掣的氣勢。這樣峻拔的山有何功能？“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起了挽狂瀾於既倒的擎天柱作用。這是以“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精神自許的。這個可以依賴的“拄”字，乃是樂其山之支撐和承擔的精神。毛澤東寫山，寫出的是毛澤東敢於承擔的精神和魄力。
歷史的行進，是以自然山川為舞台的。尤其是詩詞，寫自然山川，實際上是寫人創造歷史的空間，並且以高山巨川、風雨晴雪、花木雲霞，為人的歷史行為添顏色，或壯行色。因此，人與自然山川，是毛澤東詩詞中極有魄力、極富靈感的命題。毛澤東詩詞有所謂“長征五章”，即《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萬裡長征跨越的山山水水，賦予這“長征五章”以開闊的視野，無窮的想象，及宏偉的魄力。
人在自然中處於什麼位置？是自然的奴隸，還是自然的主人，這實際上也涉及人是如何創造歷史的基本問題。
《七律·長征》作於1935年10月，是毛澤東的第一首律詩，把史詩的巨大氣魄，納入律詩的有限形制中。“紅軍不怕遠征難”，從人不畏艱難險阻的主體精神寫起，並以此貫串全篇。然后看“萬水千山隻等閑”。其后是大寫意的山水長卷——毛澤東式的《萬裡江山圖》：“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礡走泥丸。”此兩句寫山。“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此兩句寫水。“更喜岷山千裡雪”,此句反歸到山。最后落實到人，人的心情和態度：“三軍過后盡開顏。”以人的“不怕難”開頭，以人的“盡開顏”結尾，首尾呼應，完成全詩有機而靈動的整體性。中間點綴著走、拍等動詞，暖、寒等感覺，以喜、盡開顏，寫內在的精神和最后的結果，形成了人與山川之間多姿多彩的、又富有情感的對話。值得注意的是，全詩自始至終隻和山山水水進行心心相印的對話，把國民黨40萬軍隊的圍追堵截擱置起來，不屑一顧，使得其勢洶洶的敵軍都隱沒在這些細浪、泥丸的背后了。這首詩看歷史的角度非常獨特，紅軍長征史隻有五嶺、烏蒙、金沙水、大渡河、岷山雪，可以與之比天長地久，確實是在寫一首永遠屬於中國大地的雄偉史詩。這是從天地的視角看長征，而不取普通的人間視角使筆墨拘於細節，這就是毛澤東翻越千山萬水的歷史情懷。
以長征見証歷史的勝利，也見証他本人的雄才大略的毛澤東，此時詩興大發，其歷史情懷頗有橫空出世的氣概。在幾乎寫於同時的《念奴嬌·昆侖》中，他又一次展開了人與自然的對話。長征途中並沒有經過昆侖山，作者以中國古代昆侖神話的眾神之山，這座類似希臘神話的奧林匹斯，古來被視為黃河源而充滿神奇想象的山，來進行大歷史胸懷的世界對話。這首百字令，在講了“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為人與山相對，賦予包舉宇宙的神話高度之后，在提出“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宏大命題之后，這才真正進入了有幾分狂縱無理、又有幾分親切商量的我與汝的對話：“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詞的原稿對“昆侖三截”的處置，本是“一截拋洋，一截填海，一截留中國”，顯示了一位三軍統帥豪情磅礡的氣勢。發表時最后改定，對“昆侖三截”的處置則兼及歐美，“還東國”又兼及日本，就充分地體現了一個大國領袖面對現代世界的歷史情懷之博大。這樣就在以長劍裁昆侖的屬於詩詞想象的無理之理中，注入了深刻的歷史理性。
（二）歷史情懷的階級性特征
毛澤東是搞階級斗爭出身的，他是發動和領導民眾進行階級斗爭的超一流高手。他的歷史情懷中有階級斗爭這根弦，屬於理所當然，不必遮掩。問題在於階級斗爭的題材和思路如何化為詩詞，卻是一個應該認真探索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切忌火氣外泄，詞鋒浮露，一覽無余，以殺傷詩歌應有的滋味。寫詩應該把論說轉化為想象，為意興，為情懷。比如1957年寫的《蝶戀花·答李淑一》何嘗不涉及階級斗爭？楊開慧、柳直荀都是階級斗爭風口浪尖上的烈士。但是詞裡並不直說，而是別開生面地改造了古代“游仙詩”的形式，注入嶄新的趣味，把烈士的忠魂送達天上廣寒宮。在“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之后，既有吳剛的桂花酒可飲，又有嫦娥的廣袖舞可賞。這種想象方式，令人聯想到李白《古風》“西上蓮花山”，有仙人導引，有霓裳廣帶的飄拂，但是“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就連接上歷史現實。楊、柳二烈士在月宮飲酒觀舞，也是神仙境界，但是“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如此抒寫烈士為之獻身的理想已嘗，革命已告成功，足以告慰英靈，就顯得神思縱橫，詩情動人。
階級斗爭史觀在毛澤東1960年代的詩詞中，進一步強化，對其詩情詩味帶來日益明顯的制約和沖擊。作於1961年冬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說：“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裡埃。今日歡呼孫大聖，隻緣妖霧又重來。”詩中把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喻為妖霧、鬼蜮和白骨精。又批評郭沫若原詩“千刀當剮唐僧肉”，認為改為“對中間派採取了統一戰線政策，這就好了”。在詩歌中如此隱喻統一戰線政策，算得是恰到好處，可見他的語言運用到何等爐火純青的程度。但作為詩則不宜有過多的議論，應該有更多的人類情懷和意象神採。
1962年冬寫的《七律·冬雲》也是針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全詩的階級斗爭的滋味很濃，以“雪壓冬雲”發興，意緒蒼茫雄渾。除了尾聯以梅花、蒼蠅對喻，雖有奇氣，畢竟筆力略弱之外，中間兩聯警句迭出，表達在寒流飛雪、虎豹逞凶的國際斗爭背景中，巍然屹立的豪情壯志，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浩然正氣，蕩漾於紙面。
階級斗爭之弦繃得愈來愈緊，成了1960年代中國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征。毛澤東筆下的雪與花，寒流與暖氣，英雄豪杰與虎豹熊羆，梅花與蒼蠅，都採取二元對立的方式，用以弘揚斗爭哲學，展示了中國如此一個“英雄時代”的政治取向和歷史情懷。1963年初的《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又出現那個被高度藐視的蒼蠅意象：“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詞中對寰球說小，對比著嘲諷螞蟻國之夸大，在若真若幻的時空伸縮中，把蔑視投向那些不自量力的蒼蠅、螞蟻、蚍蜉，手法獨特而奇詭。下半片採取積極的戰斗姿態，宣示“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虫，全無敵”。這裡以政論入詩，鏗鏘有力，作為口號，自然可以激勵人心，但作為詩詞似乎可以更為從容蘊藉，以免直白之嫌。
到了1965年秋的《念奴嬌·鳥兒問答》，一個混雜著神話和童話的奇幻世界出現了：“鯤鵬展翅，九萬裡，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起筆是非常崇高，力透紙背的。接下來筆鋒從天上跌落到地上：“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這也是政論入詩，俗語入詩，奇趣逼人，已有元曲的味道，措詞未免鋒芒外露。至於結尾的“不須放屁，試看天翻地覆”，對於國際政客高度蔑視而出以罵語，痛快倒是痛快，但筆鋒的直露為古今詞中罕見，就詞學規矩而言，頗有點“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的勁頭。階級斗爭的怒火，在這裡是否灼傷了詞學高手？
歷史是人類活動的全部關系和總體過程，它當然包括階級斗爭，在階級矛盾尖銳的時期尤其突現為階級斗爭。但是，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就不應該把全部的歷史活動等同於階級斗爭，而應該以更豐富的思維把握歷史的存在形態和真實進程。一旦時時都以階級斗爭為綱，就很難實事求是地把握歷史的全部豐富性。寫於1964年春的《賀新郎·讀史》，在115字的篇幅中，以巨大的魄力試圖對歷史進程進行整體把握。它以第一流的歷史概括能力，舉重若輕地抒寫詩人的歷史觀，對幾十萬年的歷史陳跡隨心所欲地評點，趣味無窮：“人猿相揖別。隻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這裡講“幾個石頭”而不講是“石器”，饒有趣味地把洪荒古遠的史前史加以生活化了。對於銅鐵的冶煉技術用了“何時猜得”，不僅是追問發明的時代，而且涉及發明的直觀猜測性和偶然性。以這種語言方式表述生產力的發展，表述生產方式不斷更新，及其對人類早年歷史的推移，實在是神來之筆，寶刀不老。然而，私有制的出現，引起流血的戰爭，誠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自有文字記載“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於是，“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歷史終於進入了有文字記載的時期，對記載的文字又應取什麼態度？“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對於上古記載文字的話語權，對於儒家推崇的上古聖王，採取懷疑和蔑視的態度。極力肯定的只是“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庄蹻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這裡的歷史觀，強化了階級性。以盜跖、庄蹻、陳勝為主要風流人物的歷史，隻不過是造反者的歷史，或農民戰爭史。這與《沁園春·雪》所說的“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相互間對英雄和風流人物的評價標准，以及階級斗爭之弦的張弛程度、處理方式，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由此導致詩詞中歷史情懷的博大醇厚滋味的變化，也是入口便知的。誰不追求自己的詩詞佳品，有若絕品佳釀，傳世愈久，滋味愈醇呢？
詩詞滋味的醇厚，與歷史情懷的醇厚關系至深。毛澤東后期的歷史觀中特別強調階級斗爭。比如1965年7月《致章士釗》，談《柳文指要》“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再比如1958年12月印發《張魯傳》給參加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人員，批語為：“中國從秦末陳涉大澤鄉（徐州附近）群眾暴動起，到清末義和拳運動止，二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這些都延續、而且進一步強化他在革命戰爭年代說過的觀點：“在中國封建社會裡，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1959年6月寫的《七律·到韶山》，中間兩聯說：“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三十二年前即1927年，階級斗爭的形勢確實嚴峻，然而“逝川堪咒”，時代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眼前已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唯物史觀是講階級關系的，但不僅僅是講階級關系。以人為本，經濟生產力問題，都是唯物史觀的核心觀念。歷史總體當然包含階級斗爭史、農民戰爭史，在階級斗爭激烈時期，強調這些無疑是必要的。但在全面建設時期，就要全面系統地研究社會歷史的總體結構，及其協調互動的合力。如果能夠將歷史情懷的關注重心，轉向以人為本，轉向人民史觀，那是有助於詩詞滋味日益醇厚的。
（三）歷史情懷的人民性特征
毛澤東的歷史觀存在著一個發展過程，把人民史觀確立為唯物史觀的基石，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杰出貢獻。毛澤東早年習儒讀史，讀過《左傳》、《史記》、《通鑒類纂》，略后又讀《讀史方輿紀要》、《資治通鑒》，受梁啟超“新民學說”和史學思想影響，形成進化史觀。1920年讀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等著作，開始以馬克思主義闡釋歷史，指導實踐。他把梁啟超的“新民學說”、孫中山的“三民史觀”，推進到唯物史觀的新高度，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支撐點就是從民眾大聯合中尋找歷史動力。他將《湘江評論》時期即已形成的民眾史觀，在其后的思想探索和革命斗爭中加以馬克思主義化，從而豐富了唯物史觀的社會文化內涵。
歷史觀的支撐點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什麼是歷史的主宰力量？毛澤東作為思想者，對探尋歷史支撐點，保持著長久的興趣。青年毛澤東對曾國藩《聖哲畫相記》中“三十二聖哲”進行評議，區分為“傳教之人”如孔、孟、朱熹、陸九淵、王陽明﹔“辦事之人”如諸葛亮、范仲淹、左宗棠，而曾國藩則是“辦事兼傳教之人”。他尤為重視譚嗣同《仁學》提倡的“心力說”，認為由此可以探求某種決定宇宙和社會歷史的“大本大源”。湘人思想氣質對他早期思想影響之著，由此可知。他在1915年致友人書中說：“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綱而挈其目，莫如覓其巨夫偉人。巨夫偉人為一朝代之代表……而觀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屬品矣。”此時他把握的歷史支撐點在於“巨夫偉人”，屬於“英雄史觀”，但對於一個青年俊杰獨立的主體人格的形成，至關重要，不可簡單地否定之。
人民史觀的形成，是毛澤東走向唯物史觀的巨大的精神飛躍。他的詩詞所以渾厚深沉，就是由於它們扎根於人民的深厚土層。比如，他在《論聯合政府》中說：“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對於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他最有傳世能力的代表作《沁園春·雪》，是從人與高山巨川的對話開始，而進入了對歷史的縱覽：“北國風光，千裡冰封，萬裡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對話的對象是長城、黃河，也就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搖籃、生存屏障，作為民族生命力標志的大山水景觀。“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這就是中華民族的秦晉高原發祥地，可與天公比高，喻其雄偉﹔晴日妖嬈，喻其前景之輝煌。祖國大好河山的無窮魄力和魅力，盡在毛澤東的一“望”之中了，豈不快哉。由於“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他就以大空間包攬大時間，以大時間穿透大空間，列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五大雄主為“無數英雄”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這裡對五大雄主的態度，既然把他們置於兩千年的歷史過程，就有所尊崇，不然是不會把他們當作進入歷史過程的人物的。
這裡有四點值得注意：一是毛澤東推重人民史觀之時，並沒有完全擯棄早年的“巨夫偉人”情結，而是把它們置於歷史動力結構的不同位置。位置不同，功能也就不同。詞中對二千年間五大雄主是有所批評的，並不像1973年“文革”中寫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對焚書坑儒、孔子學說如此評議，是“商量”的語氣嗎？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詞中對五大雄主不是採取“勸君少罵”的態度，而是惜其文採風騷的不足。可見此時的毛澤東，是極其重視人文事業對一個民族生命的本質性意義的。人文之中，有一個民族的精神家園存焉。毛澤東對於歷史人物，稱贊賈誼“胸羅文章兵百萬”。毛澤東對於現實人物，借用孫中山所引“常言說：一支筆勝於三千毛瑟槍”，在《臨江仙》詞中勉勵丁玲：“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可見他當時把魯迅魯總司令，看得與朱德朱總司令一樣不可或缺，具有相輔相成的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
第三點值得注意的，是歷史觀的方向：“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是歷史觀中的“今朝派”，古為今用，今必勝古，其歷史觀不是以歷代雄主為框架，而是以人民為創造歷史的動力，立足於今朝而開拓未來。這就是柳亞子贈毛澤東詩中所說：推翻歷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推翻”說得重了，豈是推翻，應是在評說中超越。柳亞子的唱和詞中，稱毛澤東此詞足使“千古詞人共折腰”，倒是對的，他看到毛澤東歷史意識中“今朝性”的重大價值，說“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第四點，詞中的五大雄主，並沒有涵蓋毛澤東所推許的歷代雄主的全部，以及他對歷代雄主的認識的全部。毛澤東講過：“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但《沁園春·雪》無及明太祖，也許是詞的篇幅有限。而毛澤東對曹操，則別具情懷，1954年夏作《浪淘沙·北戴河》，面對雨中蒼茫大海，叩問著：“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迷蒙境界最能使人百感交集，進入歷史的深處：“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這裡用了毛澤東非常喜歡的曹操《觀滄海》詩句：“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秋風蕭瑟，洪波涌起。”古今兩位政治家詩人超越千載，以詩詞唱和，展開別有意味的心靈對話。毛澤東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既稱贊曹操的大手筆，又夸獎朱元璋的大老粗，其中都有一個“大”字卻趨於兩極，實在是蘊含著毛澤東文化思想上相當錯綜復雜的兩重性。對於曹操的“大手筆”，他也採取分析的態度，面對著同樣的蕭瑟秋風，毛澤東沒有如同杜甫《詠懷古跡五首》所說“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感傷情緒，盡管那已成了古典詩詞的俗套，他卻超越俗套而高歌“換了人間”，採取的依然是“今勝昔”的向前看的歷史觀。
用“今勝昔”一詞來表示歷史觀的前瞻方向，在《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1949年4月）中體現得最直接：“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那座曾經為諸葛亮稱作“虎踞龍盤”的“帝王之宅”，被強渡大江的百萬雄師攻佔，天下由此易幟。這一番“今勝昔”是天翻地覆的。但毛澤東要開創的歷史，不是到此為止，他想得更遠。“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這一聯語，毛澤東又用來評點《史記·項羽本紀》。有若《七律·登廬山》呼喚陶淵明，這裡聯想楚霸王，也增加了全詩的歷史時間和文化內涵的深邃感。本來古兵法有雲：“窮寇勿迫，歸眾勿追。”毛澤東反用其意，主張“勇追窮寇”，不給敵人留下苟延殘喘的余地。《明史》記載，朱棣於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發動白溝河（今河北雄縣）戰役，大敗李景隆的勤王之師，卻在隨后的東昌戰役中傲慢輕敵，被盛庸等人的軍隊擒斬萬余人，身陷重圍。毛澤東認為朱棣被勝利沖昏頭腦，“白溝河大勝之后，宜有此敗”。接受教訓后，朱棣千裡奔襲，兵臨南京，以“清君側”為名，拒絕議和。毛澤東說他“始終以索戰犯為詞，使南京無法答允”。這與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戰略思想，可以相互印証。毛澤東一貫主張對歷史知識要“古為今用”，1956年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說：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他褒揚朱棣克南京的決心、非議項羽釋窮寇的猶豫，都是出於徹底革命的情懷，都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屬於歷史觀中“今朝派”的思想。
毛澤東詩詞的歷史情懷，講究階級性而得其陽剛，開拓人民性而增其博大，注重實踐性而趨於堅實。而他的陽剛、博大、堅實的歷史情懷，是包容萬象的。在階級性的陽剛中包容讀史所得的“追窮寇”思想，在人民性的博大中包容早年的“巨夫偉人”情結，在實踐性的堅實中包容早年接受過的梁啟超（還應加上嚴復）的歷史進化觀，並形成了“看今朝”的現實取向。他作為一個把辯証法表述為矛盾論的思想家，思想探索不是採取“狗熊掰棒子”的方式，掰了新的扔掉舊的，而是採取兼容創新、化舊為新的方式，因而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增添了不少感性形式和中國化的內涵。他往往能夠擒縱自如地在上述三項包容中，組合了或主或次、或輕或重、或正或反的六種或更多的因素，形成了其歷史情懷的英姿勃發、融合多元、化用張力的復雜運作機制。不可否認，他在化用張力之時，難免有時出現某種程度的傾斜，比如階級斗爭的弦繃得過緊，俗語使用過露之類。但是在本質上他是搏擊長空的蒼鷹，而不是對蒼鷹說三道四的咯咯叫的昆雞。當蒼鷹，或者用他更常用的說法，當鯤鵬展翅，背負青天的時候，他的詩詞蕩漾著的歷史情懷如彩練當空，如紅霞萬朵，放射著一代偉人的氣象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