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期【9】

作者:    發布時間:201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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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詩詞的革命性思維
陳 晉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毛澤東詩詞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從什麼角度深入,很費周章。

關於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研究著述很多。就中國近代以來的作品講,什麼是民族精神,簡單說,就是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說話,著眼於民族的過去、現實和未來,體現我們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象。什麼是時代精神,簡單說,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說話,尊重歷史規律,把握時代任務,展示現實變革和社會進步的精神氣象。
理解毛澤東詩詞的民族精神,可以抓住作者1935年12月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說的這樣一段話:“我們有權利稱我們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澤東詩詞,從一個側面詮釋了這段話的意思,一定意義上可說是我們民族在20世紀探索奮斗的藝術代言方式。例如,他最早的一首詩《五古?挽易昌陶》,詩眼就在於“我懷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願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新中國成立后他謳歌改天換地,縱向上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的喜悅,橫向上是“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的氣概。這些語境傳達的,是民族意志和形象的內蘊。
理解毛澤東詩詞的時代精神,比較容易。人們常說,毛詩是20世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史詩。所謂史詩,當然是時代精神的高度濃縮。毛澤東詩詞的時代精神,具體表現為隨著時代任務的變化,不斷延伸出新的題材、新的詩境。我曾經把毛詩的題材詩境劃分為四個時期:以勵志感奮和憂國傷時為題材的“青春詩”,以革命和戰爭為題材的“馬背詩”,以開國和建設為題材的“贊頌詩”,以國內和國際政治形勢為題材的“突圍詩”。這些不斷延伸出來的題材詩境,事實上都比較及時地反映了中國革命、建設的特點和新中國成立前后歷史巨變的風貌。
每個人都屬於特定的民族,都身處特定的時代。可以說,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是任何詩人都可能與生俱來的氣象,並且是有可能統一的,只是強弱有別。杰出的詩人,都會體現出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這兩方面氣象﹔經受文化長河的淘洗,能夠留傳下來的經典詩詞,都可能是把這兩種精神氣象融為一體的。
今天,我們研究毛澤東詩詞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首先要確立的,應該是這樣一個認識前提。
確立這個認識前提,就給我們的研究帶來相當的難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自找麻煩。比如,人們首先會問,毛澤東詩詞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有什麼自己的特點,是靠什麼把這兩種精神統一起來的?不說清楚這個問題,不能算是把握住了毛詩在這個問題上的精髓和要害,研究也不能說是很深入的。
回答這個問題的鑰匙是什麼,是20世紀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的基本特點。據此打開思路,首先碰到的,大概是毛澤東濃郁的革命性思維。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培植了其詩詞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模樣。

毛澤東詩詞的革命性思維,來自20世紀中國歷史的深處。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變局為什麼說是千年未有之“大”?因為歷史上王朝更替的變局,不管怎麼說,都是中華民族內部成員之間的事情,漢以后遵奉的主要是儒家等傳統主脈。近代以來的變局,卻出現了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動力和內容,諸如西方列強的侵略,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源自國外的新思潮的傳播,封建王朝的廢除,新中國的成立和建設,等等。這些,都引動著中國社會究竟向何處去的大探索、大選擇、大實踐和大變革,由此形成不同於中國歷史上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新面目。在文藝領域,營造這兩種精神新面目並讓它們以新的方式融合一體的,無疑是源自歷史大變局過程中的革命性思維。換個方式說,反映時代精神的革命性思維,可以增加民族精神的現實溫度﹔張揚民族精神的革命性思維,可以增加時代精神的歷史厚度。
毛澤東的革命性思維,大體可概括為政治上要革“三座大山”的命,軍事上要革反動武裝和帝國主義武裝的命,經濟上要革生產力落后和貧窮的命,文化上要革愚昧和不科學的命。這些領域的革命,既是民族使命,也是時代任務。當然,把革命性思維轉化為詩詞創作的藝術思維,要有一個具體的過程,並且需要特殊素養,但革命性思維無疑是必不可少的“詩外功夫”。它可以相當透徹地激活和深化藝術思維,使創作者在觀察和描寫現實事物,挖掘和展示題材內涵的時候,冒出顛覆常識的見地,涌出大開大闔的靈感。對毛澤東這樣的詩人革命家和革命家詩人來說,尤其如此。由此,我們便比較容易找到毛澤東的革命性思維轉化為藝術思維的那個著力點,這就是通變。所謂通變,即通民族古今,變時代風貌。這是毛澤東處理詩詞題材的重要方式。
正是革命性思維,使毛澤東在處理詩詞題材的時候,不會就事論事,常常超越具體的物象事件,通變其“象外之意”。這是他的詩詞雖然從現實切入,結尾處卻突然宕開,造出深遠意境的原因。比如,寫長征前的險惡形勢,突然結到“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寫昆侖山的千秋功罪,突然結到“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和“環球同此涼熱”﹔寫臘梅傲冰斗雪的風骨,突然結到“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本來描寫消滅血吸虫病的事情,卻要“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想象著和天上的牛郎對話。因為有革命性思維的刺激,才有這些通變奇譎的聯想和發揮,眼前的物象事件也就出人意料地擁有了不同於人們習慣思維的新的境界、新的生命。新在何處?歸根到底,是一個民族和時代新的使命、意志和形象。
從毛澤東詩詞的整體面貌來看,通過大氣魄的革命性思維,沖出傳統詩詞的精神航道,張揚新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並把它們融為一體,更見得是一種通變的常態。例如,最集中體現民族精神的報國志向,在毛澤東的“青春詩”《五古?挽易昌陶》和《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中,就以祖逖、劉琨聞雞起舞和屈原、賈誼崢嶸才華的借喻,體現了出來,這和歷史上的詩人詩作沒有兩樣。但是,此后毛澤東詩詞中的民族精神,絕非傳統文化的復制,它有著新鮮的內容和獨創的一些意象,融入了20世紀中國特有的時代精神。傳統詩人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大都通過殺敵戍邊、哀嘆民生、批判現實、抒發理想這樣一些主題來實現,背后的精神願景卻驚人地相似,即實現忠君報國之志。這種情況,甚至在一些偉大詩人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屈原忠君是“九死未悔”,李白的渴望是“為君笑談盡胡沙”,杜甫的夢想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辛棄疾失意后的感慨是“卻將萬字平虜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國家和民族的治亂,歷史和個人的命運,都系於君王身上。
同樣是體現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奮斗報國,在毛澤東詩詞中,卻是在全新的理想和信念指導下來展示的,由此通變出耳目一新的面目、境界和意象。比如,他描寫戰爭題材的作品,目標是“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他描寫開國題材的作品,感受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和“人間正道是滄桑”﹔他描寫建設題材的作品,想象是“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和“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他描寫國際題材的作品,境界是“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他描寫歷史題材的作品,認識是“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評價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他描寫山水題材的作品,立意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他描寫愛情題材的作品,也是著眼於“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凡此等等,由革命性思維通變營造的語意和詩境,既是民族精神的高揚,也是時代精神的提煉,它既有民族的魂魄、使命和變遷,又體現了時代的氛圍、脈動和重大事件。二者的統一,是內在的,很難分開來辨析。

在今天,講革命性思維,似乎不那麼理直氣壯。關鍵在怎樣理解“革命”二字。《詩經?大雅》中的“文王”一篇裡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從語義學上講,人們后來說的革新、維新、革命,都源於此。馮友蘭把這兩句詩簡化為“舊邦新命”,並認為這四個字在中國歷史新階段足以當之。的確,近現代中國的各種努力,無非是要實現“舊邦新命”,為此,延伸出一個又一個時代使命,創造出一種又一種時代精神。新中國成立前搞的是革命不用說,就是新中國成立后,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建設也是一場革命,改革開放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講,更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即鄧小平說的“第二次革命”。在“舊邦新命”的奮斗中,怎麼能說不需要、不營造、不產生革命性思維的氛圍呢?現在一提“革命”,好像是隻有破壞,隻有斗爭,事實上,“推陳”如果不是為了“出新”,沒有建設和建樹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當然,我們在一段時間裡,由於沒有掌握好、運用好革命性思維,犯了一些錯誤。但不能在總結經驗的時候,把臟水和孩子一同潑掉。特別是在談論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文化現象,談論毛澤東詩詞的精神氣質的時候,更沒有必要諱言“革命”二字。
事實上,革命性思維,在近現代詩人中不為毛澤東所獨有。開“詩界革命”先河的黃遵憲,舊體詩壇的奇才大家柳亞子,以及開新詩先河的郭沫若,都可以說是具有革命性思維的大詩人。

柳亞子和毛澤東一樣,都兼具詩人和革命家雙重身份,並且都善於用傳統詩體承載濃郁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柳亞子最突出的特點在一個“奇”字。概括起來,起碼有四奇:性格之奇、交往之奇、主張之奇、詩詞之奇。有這四奇,使他一生常常特立獨行,在歷史的關節點上,能夠站在時代的前沿,這對一個具有濃厚舊式文人特點的革命家來說,是非常難得的。以柳亞子為代表的南社,為舊民主主義革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提供了難得的精神和文化支持。其第一批成員17人中有14人是同盟會會員,他們在反清反袁、鼓吹革命的同時,發起了一場思想和文化啟蒙運動。一些南社成員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也有不俗的表現。柳亞子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家,后來也能跟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步伐走,由此使毛澤東稱之為“人中龍鳳”。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到頤和園拜訪柳亞子,站在院子裡比較長時間地等候柳亞子起床,不僅僅是體現了政治領袖的胸懷,其中也包含著對具有革命性思維的詩壇巨匠的敬意。柳亞子開創的南社詩風,對毛澤東的創作是有影響的,柳亞子在詩詞創作上達到的成就,毛澤東也是欽佩的,並認為自己的《沁園春?雪》與柳的“詩格略近”。總之,通過革命性思維,把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統一在一起,在毛澤東和柳亞子的創作上,有比較接近的方式。
但是,毛澤東和柳亞子二人詩作的革命性思維,也有明顯不同的地方。作為革命家,柳亞子多帶有傳統文人的風習,其詩詞題材,多偏於個人感懷和時勢評論。毛澤東就不一樣了。他有從事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政治、軍事斗爭的豐富經歷,有“九死一生如昨”的切身感受,從而使其詩作的革命性思維挾帶著非常生動和具體的實踐氣息。這裡面,蘊含著毛澤東的革命性思維轉化為藝術思維,除通變外的又一個著力點,這就是實踐。
恰恰是生動豐富的實踐這個著力點,使毛澤東能夠並且善於捕捉現實生活中最典型的題材和細節,為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統一營造出更新穎獨到的,並且是個性化的詩意境界。這就是他常常有感於重大事件和時勢題材,發而為詩,其所言之志,針對性很強的原因。比如,沒有戰場上的親身經歷,怎能詠出“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七百裡驅十五日”、“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這樣的句子﹔沒有視民眾為“上帝”的奮斗實踐,怎麼能展示出“十萬工農下吉安”、“六億神州盡舜堯”和“遍地英雄下夕煙”這樣的情懷﹔沒有革命性思維和實踐的相伴而行,怎麼能出人意料地升華出“戰地黃花分外香”、“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大渡橋橫鐵索寒”,這樣一些讓人驚嘆的獨絕詩意。人們常說,毛澤東詩詞體現了他自己倡導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究其因,也是源自其革命性思維並非單向突進,而是和實踐相伴而行。
與實踐相伴而行的革命性思維,不光是毛澤東詩詞的特點,也是老一代革命家詩人的共同特點。隻有以革命性思維投身於轟轟烈烈的實踐,以身相許,陳毅才能唱出“禁聲捫虱對山花”這種奇雅奇諧的詩句,才能在快要被敵人抓住時,仍然不要命地寫詩,發誓鬧出“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這樣鬼驚神駭的動靜。如果翻一下《革命烈士詩鈔》,更可知道,沒有與實踐相伴而行的革命性思維,也是吟詠不出“帶鐐長街行”這種句子的。
今天我們研究毛澤東詩詞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絕非僅是一個學術性話題。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並把二者結合得好的詩詞,從來都是代表一個民族現實和未來的根本利益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思想表達,有不同內容和形式的感動,但讓每個時代普遍感動的作品,大體都能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並且讓二者融為一體。於是,它們成為了后人永遠仰慕的精神高地。一個民族,多一些這樣的精神高地,上面搖曳著奪目的詩詞奇葩,其現實和未來,怎麼會不值得熱切期許呢?